丁颐飞抱着卷宗走后，梁栋办公室的灯，一直亮到了后半夜。
林子冬进来续了两回水，又把早已凉透的盒饭换成一碗热汤面，轻轻搁在桌角，没敢多言，便退了出去，反手带上门。
宽大的办公桌上，那一红一蓝一黄三摞卷宗被重新摊开，码成三列。
梁栋看得极慢，一页一页地翻，遇到关键处，便拿起红笔，在旁边的白纸上记下几笔。
红色那一摞，他翻得最快。系统性决策、大额输送，证据链环环相扣，暗账、录音、证人三证俱全，本就是板上钉钉，没有半分含糊的余地。
蓝色那一摞，他看得最细。
凡是可能把饶天一钉成“组织、领导”的地方，他都用红笔一道道划出来，再对照饶寅钟的笔录，看这位老书记究竟是用怎样一句话，把儿子的主观不动声色地抽走。
不得不说，抽得确实漂亮，若不是丁颐飞把两本笔录并在一处，寻常人看了，只怕真要信了“儿子只是个跑腿的”。
黄色那一摞，他停留得最久。
涟安酒业的资金流向图摊在最中间，一笔笔款项绕了七八道弯，每个红笔圈出的节点，都对应着一份书证、一份口供，确实是铁案。
可翻到纵火，翻到盛景实际控制人的代持结构，那一条条本应咬合的链条，便开始时断时续。
梁栋特意把纵火这条线的材料单独抽出，在白纸上重新拼了一遍。
周大成当场殒命、死无对证。
严磊自首、只肯认内部配合那一截。
饶本河取现六十万、前线对接，却把事全揽在自己身上。
三个环节，三堵墙。
能继续往下挖的客观痕迹，就剩那笔取现流水、严磊的口供，和周大成千万安家费至今没查清的来路。
梁栋放下笔，揉了揉眉心。
干了这么多年工作，他比谁都清楚，办案子最忌讳“我觉得”。
心里认定一个人有罪，和证据能证明他有罪，中间隔着一道名为法律的天堑。
跨不过去，再深的义愤，也只能是义愤。
墙上的挂钟，敲了十一下。
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两下极轻、却又有些迟疑的敲门声。
“进来。”
门推开一条缝，探进来的，竟是去而复返的丁颐飞。
这位老刑侦还穿着傍晚那件衬衫，领口松开一颗扣子，眼底泛着血丝，手里依旧抱着那个磨白的公文包。
看得出，他这几个钟头也没走，就在这边哪个办公室把材料又从头核了一遍。
“还没回去？”梁栋抬眼，“坐。”
丁颐飞在他对面坐下，把公文包搁在膝头，却没有傍晚那番纠结，反倒透着一股临战前的郑重。
“领导，我回去又把材料捋了一遍，证据这块，我心里是透亮的。”他搓了把脸，“可我越捋，越觉得明天这会不好开，思来想去，还是得先来跟您对个齐。”
“哦？”梁栋给他倒了杯热茶，“说说，难在哪。”
“难在两头。”丁颐飞竖起两根手指，“一头，是杜成钧同志。他是监委下来的，办了一辈子大案要案，骨子里就四个字——除恶务尽。在他看来，饶天一明摆着是盛景台前的操盘手，只拿一个涟安酒业办他，他那一关首先就过不去，非拍桌子要顶格不可。另一头，是会外头。这案子盯着的人成千上万，真要是证据不足的不认定，外头铁定有人戳脊梁骨，说千嶂反腐虎头蛇尾、说姓饶的手眼通天。”
他顿了顿，目光直直看向梁栋。
“证据该怎么办，我懂。可明天会上，杜主任真要较起真来，我拿什么把他说服，还不落个‘放水’的话柄？这一层，我没您想得透，想先听听您的底。”
梁栋没有立刻回答，他伸手，从桌角拿起三样东西，一字排开，摆在丁颐飞面前。
第一张，是饶寅钟被留置那天的笔录首页，那句“该他担的他跑不了，不该他担的，也请组织上明察”，墨迹沉沉。
第二张，是他昨天回来后自己整理的一行手记——饶家的事，到此为止，不要再扩大。
第三张，是盛景案刚起时，他在第一次专案会上亲笔写下的八个字：一查到底，甄别对待。
“老丁，你也是老政法了。明天要去说服别人，你自己先得把这三样东西想通，想明白它们到底矛盾吗？”
丁颐飞怔了怔，低头去看。
梁栋指尖点在第一张上：
“一个落难父亲，临被带走前求组织明察。这话会不会影响办案？”
“不会。”丁颐飞答得干脆，“法律不认眼泪，他求他的，我查我的。”
“可它提醒我们，越到这时候，越不能让义愤替我们断案。”梁栋道，“饶寅钟舐犊，是他的私情；我们要因为恨饶家，就把证据不足的事往死里做，那我们和他，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话，你明天敢不敢当着杜成钧的面讲？”
丁颐飞的瞳孔微微一缩，重重点头。
梁栋的指尖移到第二张：
“‘到此为止、不要再扩大’，有人一听就以为是放过饶家、是和稀泥。错了。它要刹的不是查案，是‘扩大化’三个字。饶家牵扯的干部上上下下几十号，搞成运动、搞成站队，人人自危，千嶂刚稳的局面转眼就得再乱。组织上要的，是把罪办成铁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是借一个案子点了整片林子。”
梁栋说到这里，轻轻敲了敲桌子：
“领导们这是在提醒我们，考虑问题，要从大局出发！”
丁颐飞闻言，脸色微微一变。
“那这第三样……”
“一查到底是态度，甄别对待是方法，从来不矛盾。”梁栋一字一句，“该查的，掘地三尺也要查到底；可查到人、定到罪，主犯从犯要甄别，铁证疑证要甄别，被裹挟的和主动作恶的更要甄别。不分青红皂白一刀切，那不叫一查到底，叫懒政。”
办公室里静下来，只有老座钟滴答、滴答。
梁栋又抛出三个问题，声音不高，却像在替丁颐飞预演明天的交锋。
“第一句：涟安酒业这块，饶天一跑得掉吗？”
“跑不掉。”丁颐飞脱口而出，随即眼睛一亮。
他明白梁栋的用意了，这句话，正是明天回击“放水”说的第一块基石。
“好，你先把这块铁证拍在桌上，谁还能说你要放过他？”梁栋接着问，“第二句：涟安纵火，你现在敢不敢拍着胸脯说，证据确实充分、足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丁颐飞顺着他的话，几乎是脱口而出：
“不敢。点火的周大成死了，内鬼严磊只认一截，饶本河咬死不往上咬，链条是断的。”
“第三句——”梁栋的声音沉下来，“不敢，却硬要诉上去，到了法庭上，被辩护人把纵火这块撕开、排除，会发生什么？”
这一回，不用梁栋再多说，丁颐飞自己就把那后果接了下来，越说越清醒：
“一块被推翻，整案可信度就崩了，连酒业那块铁证都会被人合理怀疑，真正的罪犯反倒可能借程序缝隙脱罪……所以我们越是想严惩，越不能在证据不足的地方硬凑，硬凑反而是在帮倒忙！”
“想办铁案，和办得痛快，从来不是一回事。”梁栋看着他，“明天你就照这个顺序讲：先拍铁证，证明我们绝不放过；再摆缺口，讲清什么叫证据裁判；最后把‘硬凑必崩’的后果掰开揉碎。你是侦查一线的人，由你嘴里说出来，比我这个当省长的讲，更有分量。”
丁颐飞只觉胸中豁然开朗。
他原本担心的是“怎么压住杜成钧”，如今才明白，根本不用压。
把铁证、缺口、后果三层摆清楚，真正懂办案的人，自己就会得出结论。
“至于那些‘老板干部私下认的是谁’的直觉，”梁栋像是看穿了他的心思，淡淡补了一句，“你我心里有数就行。可直觉当不了呈堂证供，越是心里认定，越要让证据说话。这一点，你明天尤其要讲明白。”
“是！”丁颐飞腾地坐直，“领导，我知道明天该怎么说了。”
“不过，”梁栋话锋一转，“你也别想着明天就把思想统一了。杜成钧办大案的经验比我们足，含章同志是出了名的铁面，让他们把不同意见统统讲透、讲尽。真理不辩不明。”
“明白。”
送走丁颐飞，已是深夜十一点半。
梁栋拿起电话，给省长助理朱厚年去了一通，让他明天一早先到自己办公室来一趟。
挂了电话，他重新坐回灯下，铺开一张崭新的白纸，提笔蘸墨，在纸页抬头处，一笔一划写下一行字。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写完，他盯着这十二个字看了很久。
帮丁颐飞磨利了会上的刀，可他自己心里那杆秤，还没有最后定死。
真正的尺度该怎么拿捏，那句必须说得既清楚又留有余地的话该怎么讲出口，还有那条无论如何不能退的底线究竟划在哪里。
这一切，都要在天亮之前，在他心里彻底想透。
窗外，石江的夜色浓得像化不开的墨。
梁栋拧亮台灯，重新埋首卷宗，那一点灯光，在沉沉夜色里，一直亮到了夜最深的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