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我对司马瑶瑶说：“宝贝儿，咱俩去看看江秀婵和王求美吧。”
“嗯，现在，她们的日子不好过，应该去安慰安慰。亲爱的，你考虑得蛮周到。”
“宝贝儿，你跟她俩联系一下，看她俩在不在家。”
“好的。”
司马瑶瑶分别与江秀婵和王求美通了电话，得知两人都在家，我跟司马瑶瑶就动身了。
木树干、木树条出事后，江秀婵和王求美都分别找过我，问怎么办？
因为当时情况还不明朗，我让她们等等再说。
木树干家我只去过一次。那是木树干刚升为副省长时，安好家，木树干请我来吃了一次饭。以后我就没来过了。有时候，我和木树干在一起吃饭，都是在饭店里。
我们来到木树干家门口，司马瑶瑶敲了几下门，江秀婵开了门：“哥，嫂子，你们来了。”
江秀婵脸色黯淡，显得很憔悴，已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司马瑶瑶挨着江秀婵坐在沙发上，说：“我们来看看你，生活上有啥需要帮忙的，你说一声。”
“哥，嫂子，我……”江秀婵的眼泪流了出来，断断续续地说，“我……死的心都有。树干出事以后，我就没上过班……我没脸见人呐……过去，我是副省长夫人，医院的同事都高看我，连院长都让我这个副院长三分。可是，现在……我受不了同事看我的眼光……反差太大了……我请了长假，天天呆在家里。”
“树干出了这么大的事，这是我们都不希望发生的。树干是我们兄妹中唯一从政的。他聪明，也有才干，敢作敢当，就是胆子太大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树干在明日县、在贵江市主政，直到副省长任上，工作成绩有目共睹，口碑也不错，也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了荣耀。但是，谁也没想到，他是个两面人。一边勤勤恳恳工作，一边偷偷地腐化堕落。官场是个大染缸。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他能接触到方方面面的人和事。其中，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各项规章制度、法律法规也都有。监督机制在逐渐完善，但还无法做到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全方位监控。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一个领导干部怎么做，是学好，还是学坏，有没有私心，谋不谋私利，往往就看个人的定力和修为了。一些领导干部的人生以奋斗为开始，逐渐忘了自己的初心和使命，理想信念已经有所松动了，认为共产主义理想只是一种抽象的遥不可及的概念而已，只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是很难落地的……根子上就是理想信念出了问题，没有把握好为什么要当官，当官要干什么等基本问题。他们的堕落轨迹，始于私欲膨胀和观念跑偏，是丧失理想自毁人生，是贪欲诱惑坠入深渊，是失去约束放纵自己，是淡忘法纪胆大妄为，是脱离组织迷失方向……还有一些人虽然职务上去了，思想却没有跟上。事业上的成功并没有带来理想信念的坚定，随着年龄增长、职务提升，他们反而痴迷于权势，渐渐迷失了自己，内心失衡、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在外因的诱导下，最终他们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地滑向了违纪违法的深渊。一个共产党员应坚持艰苦朴素的政治本色，而不少干部的一个致命伤就是贪图享受、追求奢靡享乐。喝酒要喝茅台酒，还要喝得出年份；红酒要喝法国三大酒庄的，还要品得出什么牌子；还沾上了抽雪茄的嗜好；社会上时兴打高尔夫球，就开始学打高尔夫球……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从收受一条烟、一瓶酒、一张购物卡、一包土特产开始，一些党员干部在贪图享乐、甘被围猎中迷失了自己。随着工作的不断调整……各种宴请杯盏交错，各种活动频繁转场，各种清浊潮流汹涌翻滚。渐渐地，一些干部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和工作……更喜欢广交朋友、外出应酬了，更喜欢听恭维的话、接受溜须拍马了。在金钱的诱惑下，一些党员干部的人生观、价值观开始朝着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方向转变，手中的权力逐步沦为满足私欲的工具。一些干部甚至产生了‘有权要会用’的奇怪念头：觉得有权了，我给你办事了，你来感谢我，主动给我的，又不是我要的，这样就不是大问题。这种感觉好像是在说，做官就应当发财。当商品交换原则被带入党内政治生活，浸染其中的党员干部彻头彻尾被逐利至上的价值观俘虏。他们忘了，自己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不是自己谋私利的工具。树干不幸成了其中的一员。功不抵过。我曾经提醒过树干几次。在工作中做出再大的成绩，功劳再大，只要违法乱纪了，就得受到相应的处罚。可是，我的话，树干根本听不进去。他每次听我说话都不耐烦，我们都是不欢而散。我也是无可奈何呀。”我说着，也流下了眼泪。
司马瑶瑶握住江秀婵的手，也哭了：“妹妹，为树干的事，你哥在家哭了多少次了……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坐立不安……你也要挺住呀……”
“现在，事情既然发生了，我们只有共同面对。”我说。
江秀婵说：“我们在幸福家园小区的房子前几天被查封、没收了。这个房子是怎么买的，树干没让我管，问他，他也没说。现在看来，肯定是别人送给他的。他的不少事我都不知情。”
“你不知道倒是好事，也保护了你。不然的话，你不会像现在这样自由了。”我说道。
江秀婵说：“嗯，也是。”
“树干这个事的负面效应是巨大的。别的不说，光说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的损失，都是不可估量的。父亲因为受不了这个打击，心脏病复发，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说。
“啊！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江秀婵问。
“两个月前。”我说。
“为什么没有通知我？”
“那次，你跟求美一起去我们家，想找你哥说说树干、树条的事，我说你哥出差了。其实，他是回太和村奔丧了。他不让我告诉你俩，不想在增加你俩的悲伤。他也没让我回去，把父亲的丧事办得蛮简单、低调。”司马瑶瑶说。
“父亲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活着的人还有各自面临的任务，我们只有尽力做好我们的事，才是对亡灵最后的告慰。”我说。
“哦。哥，树干的案子麻烦你跑跑问问，需不需要找个律师？”江秀婵说。
“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一些情况。我去省人民检察院打听了，树干是副省部级干部，按规定，到一定级别的干部职务犯罪案件一般不会由本地司法机关受理，需要异地办理。树干的案子，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办理，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郑州市人民检察院办理。律师我已经找好了，是我们远洲大学常年法律顾问张律师。案件进展情况，张律师会及时告诉我的。”
“律师费多少钱？”江秀婵说，“我给你。”
“你不用管了，不让你拿。”我说。
“这怎么行呢？”
“树干是你的丈夫，也是我的弟弟，我们都是他的亲人，为他花钱都是应该的，不用再争了。你现在要保重身体，调剂好自己的生活。”
“谢谢你了，哥、嫂子。”
“谢啥？”司马瑶瑶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这钱你拿我们拿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