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六章：钟山风雨定江南，四海风云初变幻
南京总统府的琉璃瓦在初夏的阳光下泛着青光，门楼上的红旗被江风拂得猎猎作响。粟裕站在院子里的银杏树下，看着战士们正在清理残留的杂物——有人搬走了蒋介石办公桌上的铜制镇纸，有人把褪色的青天白日旗塞进麻袋，几个年轻士兵正踮脚摘下门楣上的旧牌匾，露出后面被钉子钉得密密麻麻的墙。
“粟司令，上海那边来电，”作战参谋快步走来，军靴踩在青石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汤恩伯的部队正往吴淞口收缩，扬言要‘玉石俱焚’，把上海的工厂都炸掉。”
粟裕接过电报，指尖划过“炸毁江南造船厂”的字样，眉头猛地拧紧。他抬头望向东方，黄浦江的水汽仿佛顺着长江飘来，带着工厂机器的铁锈味——那是中国最集中的工业地带，有江南制造局的机床，有上海炼钢厂的高炉，还有无数纺织厂、机械厂，是多少代民族工业者的心血。
“给三野九兵团发令，”粟裕对着电台说，“进攻上海时不准用重炮，宁可放慢速度，也要保住工厂和民房。让工兵部队提前准备，一旦发现敌军要炸厂，立刻上去抢下来！”他顿了顿，又补充道，“把沈阳兵工厂新送的‘云爆弹’带上，那玩意儿威力大但不毁建筑，专门对付顽固的碉堡。”
此时的上海外滩，汤恩伯正站在百老汇大厦的露台上，看着江面上的美国军舰。“埃塞克斯号”航空母舰的甲板上停满了战机，烟囱里冒出的黑烟在蓝天上拖出长长的尾巴。一个美国顾问递来威士忌，用生硬的中文说：“汤将军放心，我们的舰队会掩护你们撤退，实在不行，就把工厂都炸成平地，不能留给共军。”
汤恩伯接过酒杯，手指却在微微发颤。他刚收到消息，江阴要塞的起义部队已经切断了京沪铁路，苏州河两岸的工人正在罢工，连他指挥部的发电机都因为缺油而停转——那些本应从台湾运来的柴油，被美军顾问以“优先供应舰队”为由扣了下来。
“告诉各部队，”汤恩伯对着副官说，“把重要的机器拆下来装船，实在带不走的，就浇上汽油，等共军靠近就点火。”他不知道，江南造船厂的工人们早已组织起来，把最关键的机床藏进了仓库，还在机器上涂了防火的泥浆——那是用苏州河的淤泥和桐油调的，是老工人们传了几代的法子。
太平洋上，“埃塞克斯号”航母的作战室里，舰长正看着上海市区的地图。参谋指着江南造船厂的位置说：“这里有中国最大的船坞，能造万吨轮，要是被共军拿去，用不了几年就能造军舰。”
舰长放下咖啡杯，杯底的美国国旗图案有些模糊。“让舰载机做好准备，”他对着对讲机说，“如果共军占领工厂，就按计划实施轰炸，用穿甲弹，确保摧毁船坞的钢筋结构。”他不知道，沈阳兵工厂新造的高射炮已经运到了上海外围，那些炮用的是大庆原油冶炼的特种钢，炮管能承受800兆帕的膛压，射程比美军的舰载机作战半径还远5公里。
南京的军管会里，陈老总正在接待苏联驻华武官。武官带来了斯大林的亲笔信，信里说愿意援助中国建设五个拖拉机厂，但要求用东北的木材和矿石来换。“我们感谢苏联的帮助，”陈老总指着墙上的上海地图说，“但拖拉机厂的技术得我们自己掌握，不能总靠着别人。就像这上海的工厂，将来也要靠我们自己的工人来管。”
武官看着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工厂标记，眼里闪过一丝惊讶。他刚从哈尔滨过来，亲眼见过鞍山钢铁厂的高炉群，那些设备虽然有不少是苏联援助的，但工人们改进的轧钢技术，连莫斯科钢铁厂的专家都赞不绝口。“陈将军说得对，”武官笑着说，“我们可以派专家来指导，但主要还得靠你们自己，就像我们当年搞五年计划一样。”
此时的美国国务院，国务卿艾奇逊正对着远东地图发愁。桌上的情报显示，中共不仅占领了南京，还在积极保护上海的工业，甚至有传言说他们已经能自己造喷气式战机。“必须加大对台湾的援助，”他对着总统杜鲁门说，“把‘中途岛级’航母的图纸给蒋介石，让他们在高雄建造船厂，绝不能让中共在海上站稳脚跟。”
杜鲁门揉着发胀的太阳穴，窗外的华盛顿纪念碑在暮色中像根孤直的针。“国会那边不会同意的，”他叹了口气，“朝鲜半岛的局势越来越紧张，我们的军费要优先用在那里。告诉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游弋就行，别直接介入上海的战事，免得和中共正面冲突。”
上海外围的稻田里，解放军的进攻部队正在隐蔽。九兵团司令员聂凤智趴在田埂上，望远镜里能看到敌军的碉堡群——那些碉堡就建在江南造船厂的围墙外，机枪口正对着厂区。“让爆破组从水道摸过去，”他对着通讯员说，“工厂后面有条明沟，是民国初年修的，能通到碉堡底下。”
爆破组的战士们背着炸药包，在齐腰深的水里前进。炸药包上裹着防水的油布，是用锦州纺织厂的“劳动牌”帆布浸了东营的原油做的，滴水不漏。组长老郑是从沈阳兵工厂调来的，他摸着炸药包说：“这是新配方的硝铵炸药，威力是原来的两倍，还不敏感，磕着碰着都没事。”
上海市区的弄堂里，工人们正忙着往隐蔽点转移机器零件。江南造船厂的老钳工王师傅抱着个齿轮箱，那是船用蒸汽机的核心部件，比他的孙子还宝贝。“这是光绪年间从英国买来的，”他喘着气对年轻人说，“当年洋务运动时，多少人想保住它，今天咱也得守住，不能让反动派炸了！”
凌晨三点，解放军对上海外围的碉堡群发起突袭。老郑的爆破组准时在碉堡底下引爆了炸药，闷响过后，碉堡的顶部被炸飞，而墙基却完好无损——这是他特意计算的装药量，既要消灭敌人，又不能震坏旁边的工厂厂房。
战士们冲进厂区时，正遇上敌军在浇汽油。一个连长扑过去抱住敌军的油桶，被对方用枪托砸中肩膀，却死死不肯松手。“这是中国人的工厂，”他流着血喊，“要炸就先炸我！”周围的工人见状，纷纷拿起扳手、铁钳冲上来，和战士们一起制服了敌军。
汤恩伯在百老汇大厦看到厂区的火光，以为是工人在配合炸厂，嘴角刚露出笑意，就接到副官的报告：“共军已经占领造船厂，我们的人要么被俘虏，要么被工人围住了！”他猛地摔碎酒杯，玻璃碴溅在地图上，正好盖住“江南造船厂”的位置。
“埃塞克斯号”航母的雷达室里，操作员突然喊道：“发现不明飞行物，从西北方向飞来，速度很快！”舰长冲到屏幕前，只见三个光点正高速接近，距离舰队不到一百公里。“是喷气式战机！”参谋惊呼，“速度超过音速，不是国民党的！”
舰长脸色煞白，赶紧下令：“舰载机起飞拦截！舰队后撤五十海里！”他不知道，那是老郑的“猎隼VI型”机群在执行巡逻任务，战机上的雷达锁定了航母，却没有开火——上级的命令是“警告驱离，不主动挑衅”。
上海解放的那天，江南造船厂的烟囱重新冒出了黑烟。王师傅带着工人们擦拭机床，阳光透过厂房的天窗照下来，在机器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一个年轻战士捧着新到的柴油走来，桶上印着“大庆原油”的字样，他笑着说：“王师傅，这是东北来的油，给机器加上，保证比原来的洋油有劲！”
南京的总统府里，粟裕看着上海解放的战报，上面写着“歼敌十五万，缴获各种火炮千余门，完好接管工厂三百余家”。他拿起笔，在“江南造船厂”的名字旁画了个圈，旁边批注：“尽快恢复生产，先造内河货轮，再造远洋巨轮。”
窗外，长江上的货轮鸣着汽笛驶过，其中不少是刚从国民党军手里缴获的，现在挂上了“人民航运”的旗帜。粟裕知道，解放上海只是开始，接下来还要解放华南、西南，还要面对国际上的各种挑战。但当他看到那些被保住的工厂，看到工人们重新开动的机器，心里就充满了底气。
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里，斯大林收到上海解放的消息时，正在和莫洛托夫讨论援助计划。“中国人保住了上海的工厂，”他指着情报上的照片说，“这说明他们不只是会打仗，还懂工业。告诉我们的专家，要拿出真本事，别藏着掖着，不然用不了几年，他们就不需要我们了。”
华盛顿的白宫里，杜鲁门看着上海的卫星照片，上面的工厂区没有明显的轰炸痕迹，烟囱还在冒烟。“他们比我们想象的更聪明，”他对艾奇逊说，“没有毁掉工业，反而保护起来，这意味着中共要搞工业化，而且很可能成功。”
上海的外滩，解放军战士正在站岗。江风吹起他们的衣角，露出里面崭新的“的确良”军装，那是用大庆原油制成的化纤布料，比棉布更挺括。几个外国记者举着相机拍照，镜头里，战士们身后的工厂烟囱林立，江面上的货轮往来穿梭，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一个法国记者忍不住问翻译：“你们真的能让这些工厂活下去吗？没有美国的技术和设备，它们迟早会停产。”
翻译笑着指了指不远处的沈阳机床厂广告牌，上面写着“中国制造，品质保证”：“我们有大庆的油，有鞍山的钢，有自己的工人和工程师，就算没有别人帮忙，也能造出比他们更好的机器。”
夕阳西下时，上海的工厂区亮起了灯火。江南造船厂的船坞里，工人们正在检修一艘货轮，焊花在暮色中闪着光；上海炼钢厂的高炉前，炉长看着钢水映红的夜空，想起了鞍山的同行们发来的贺电；纺织厂里，女工们哼着歌织布，织出的布匹上印着“新中国”的字样。
粟裕站在黄浦江的码头上，望着这一切。江风带着水汽和煤烟的味道，像极了东北工业基地的气息。他知道，中国的工业化之路才刚刚开始，前面还有技术封锁、人才短缺、资金不足等无数难关，但只要这些工厂还在运转，只要工人们还在奋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夜色渐深，上海的灯火与南京、沈阳、鞍山、大庆的灯火遥相呼应，在祖国的大地上连成一片。这些灯光里，有工业的力量，有人民的希望，更有一个民族走向复兴的决心。当世界还在观望时，中国已经迈开了自己的脚步，用钢铁和石油，用智慧和汗水，在东方的土地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工业化篇章。
这，就是历史的选择。在国内外风云变幻中，新生的人民政权不仅要巩固胜利果实，更要扛起民族工业的大旗，让曾经落后的农业国，在机器的轰鸣声中，蜕变成强大的工业国。而上海的灯火，正是这一伟大征程的又一个起点，照亮了通向未来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