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先天元年，公元712年，洛州巩县的杜府传出一声啼哭，一个日后将扛下整个大唐兴衰笔墨的男婴降生，取名杜甫，字子美。
后世提起杜甫，脑海里总先浮现一个鬓发斑白、眉头紧锁、满身风霜的老者形象，仿佛他自出生起便背负万民愁苦，终日垂泪哀叹世间不平。
课本里的诗句字字沉郁，“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千百年下来，世人几乎默认：杜甫天生悲悯，生来穷苦，一辈子只会愁眉苦脸写悲情诗文。
可翻开完整史料，褪去后世赋予他“诗圣”的厚重滤镜，我们会看见一个反差极强、有血有肉、鲜活又诙谐的普通人。他出身世代为官的名门世家，少年时是上树摘枣千回、骑马射猎的顽皮公子；青年漫游天下，追星李白，把酒狂歌，意气风发写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中年困守长安十年，尝尽人间冷暖，看透朝堂虚伪；安史之乱爆发后，半生颠沛流离，被俘、逃难、贬官、弃官，携全家老小辗转千里；晚年避居蜀地，短暂拥有一方草堂安身，却又逢战乱再起，漂泊夔州、荆湘，最终病死湘江一叶孤舟。
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会自嘲穷困，会和老友插科打诨，喝醉了敢冲撞顶头上司，会为一口粮食发愁，会痛惜夭折的幼子，会在深夜思念离散亲友，更会在山河破碎之时，把底层百姓的苦难一字一句写进诗篇。他留存一千四百余首诗作，完整记录大唐由开元盛世急转直下的全过程，被后世称作“诗史”；他心怀苍生、坚守儒道的赤诚，让后人尊其为“诗圣”。
杜甫祖籍本是湖北襄阳，家族京兆杜陵一脉，是标准“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士族门第，祖上根基极厚，绝非寒门出身。十三世祖杜预，西晋镇南大将军，文武双全，注解《左传》，封当阳县侯，是杜家世代标榜的先祖；祖父杜审言，初唐顶级诗人，官拜膳部员外郎，诗文狂放，与崔融、李峤、苏味道并称“文章四友”，近体诗格律功底直接传给杜甫，算是杜甫诗文道路上第一位引路人；父亲杜闲，历任奉天县令、兖州司马，仕途平稳，家底殷实；母亲崔氏出身李唐皇室旁支，可惜在杜甫幼年早早病逝，幼年杜甫长期寄养在洛阳二姑家中。
公元717年，杜甫年仅六岁，跟着长辈前往郾城，观看一代舞蹈名家公孙大娘表演剑器浑脱舞。这段幼年见闻，在数十年后杜甫垂暮之年写下《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追忆，足见这场表演在他心底留下何等深刻印记。彼时盛唐歌舞鼎盛，公孙大娘一舞，天地动容，剑光起落间豪迈洒脱，年幼的杜甫站在人群里看得目不转睛，骨子里浪漫与刚硬的底色，自六岁便埋下伏笔。
开元六年，杜甫七岁，正式提笔作诗，他在晚年自传长诗《壮游》里直白记录：“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别的孩童七岁尚在学认字，杜甫已经能独立完成咏物诗作，落笔便写祥瑞凤凰，眼界与格局从小异于常人。九岁时，他开始苦练大字书法，杜家书香传承，诗文、书法皆是必修课，童年的勤学，为他日后海量创作打下扎实功底。
很多人不知道，少年杜甫半点没有文人呆板木讷的模样，活脱脱一个精力旺盛、上蹿下跳的顽皮小子。十五岁那年，杜家园子里枣树、梨树成熟，杜甫整日爬树摘果子，他晚年诗句直白自嘲：“忆昔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一个十五岁半大少年，身手矫健如同小牛犊，一天之内千百次爬上果树摘枣，活泼好动，童心十足，和大众印象里愁容满面的杜甫判若两人。
十四五岁，杜甫已经踏入洛阳文坛交际圈，时常出入文人雅集，与崔尚、魏启心等当地名士诗文唱和，一众前辈纷纷夸赞他文笔，将其比作东汉文坛大家班固、扬雄，少年杜甫年少成名，心中满是骄傲。此时大唐正值开元盛世，天下太平，粮食丰足，百姓安乐，长安、洛阳繁华无双，出身优渥的杜甫没有生存压力，满脑子只有读书、游玩、作诗，心中早早立下人生理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笃信凭借自身才学，入朝辅佐帝王，重塑清明世道，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
开元十九年，二十岁的杜甫正式开启人生第一场长途漫游，目的地吴越，也就是今天江浙一带。彼时盛唐文人有游历四方的风气，一来增长见闻，拜访名士；二来饱览山河，积攒诗文素材；三来游历途中结识权贵，为日后入仕铺路。杜甫家境宽裕，无需担忧路费食宿，一路沿运河南下，游历金陵、苏州、杭州、绍兴，泛舟太湖，寻访会稽古迹，登临虎丘，踏遍江南水乡温柔风光。
江南漫游整整四年，杜甫见惯小桥流水、烟雨楼台，见识不同于中原的风土人情，诗文风格多了几分细腻灵动。二十四岁那年，他结束吴越游历，返回洛阳，参加当地进士科举考试。杜甫自幼饱读诗书，自认金榜题名手到擒来，可放榜结果一出，名落孙山。
这次落第并未对杜甫造成太大打击，一来年轻心气高，不把一次考试放在心上；二来家中富足，不必急于考取功名谋生。落第之后，杜甫干脆收拾行囊，开启第二段长途壮游，前往齐赵之地，也就是山东、河北一带。
齐赵五年漫游，是杜甫一生最快意潇洒的时光。彼时父亲杜闲任职兖州司马，杜甫在山东有落脚之处，常年奔走于兖州、齐州、邯郸、单县之间，登高望远、骑马狩猎、饮酒作诗。《望岳》便创作于这一时期，二十多岁的杜甫登临泰山，望着连绵群山，胸中豪气喷涌而出，写下千古名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字里行间满是青年的万丈雄心，无半分愁苦压抑。
这段日子里，杜甫酷爱骑马射箭，时常和友人结伴郊外射猎，纵马狂奔，身手矫健。只是有一回饮酒尽兴，策马疾驰不慎从马背上摔落，摔伤身体，一众友人纷纷上门探望，免不了几句调侃。杜甫没有恼羞成怒，反倒作诗记录这件糗事，坦然自嘲，性格豁达风趣的一面尽显。
开元二十九年，三十岁的杜甫结束齐赵漫游，回到洛阳首阳山下，修建居所，祭奠远祖杜预，写下祭文，重申家族忠君爱民的家训，短暂沉淀自己，等待下一次机遇。
天宝三载，公元744年，中国文学史上最经典的一次会面，在洛阳上演——杜甫遇见李白。
此时李白四十三岁，刚刚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离开长安，一身洒脱不羁；杜甫三十二岁，漫游半生，满腔报国理想无处施展，却对李白仰慕已久，堪称顶级“追星人”。两人一见如故，性格互补，一个豪放仙逸，一个沉厚务实，同样嗜酒、爱山水、喜诗文，相见恨晚，结伴同游开封、商丘，寻古访胜，把酒论诗。
两人白日携手登高狩猎，夜里同榻抵足而眠，畅谈心中抱负，连续多日形影不离。分开之后，杜甫彻底开启“单向追星”模式，余生数十年，接连写下十余首诗歌怀念、赞美李白，句句皆是真情，一句“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把李白诗文的推崇推到极致。反观李白，写给杜甫的诗作仅有寥寥两三首，态度平淡不少，这场跨越千年的文人友谊，也成了后世津津乐道的趣味轶事。
天宝四载，杜甫与李白、高适三人同游齐鲁，登临历下亭，漫步鹊山湖，这是三人唯一一次完整相聚。不久之后二人分别，李白继续云游四方，杜甫准备动身前往长安求仕，盛唐两颗最耀眼的诗星，自此终生不复相见。
青年漫游十余年，杜甫踏遍大江南北，见过江南温婉、北方雄浑，结识无数文人豪杰，积攒大量人生阅历与创作素材。此时的他尚不知，一场长达十年的困顿磨难，正在长安城内静静等候他。
天宝五载，三十五岁的杜甫独自奔赴长安，一心想要踏入仕途，实现少年“致君尧舜”的理想。他原本以为凭借家世与出众文采，很快便能得到朝廷重用，可他万万没想到，接下来整整十年，会是人生最压抑、穷困、煎熬的岁月，史称“长安十年”。
刚到长安，恰逢唐玄宗举办制举考试，广纳天下人才。杜甫满怀信心报名应试，当朝宰相李林甫素来嫉贤妒能，担心寒门才子入朝威胁自身权位，考试结束后竟向皇帝上报“野无遗贤”，宣称天下有才之人早已尽数在朝，此次应试考生无一人合格。
一场举国选拔，所有考生全部落榜，杜甫再一次科举失利，第一次直面朝堂官场的阴私狡诈。科举这条路彻底走不通，杜甫只能另寻门路，唐代文人入仕第二条路径——干谒权贵，投递诗文，求得官员举荐。
此后数年，杜甫频繁奔走长安权贵府邸，留下一句道尽心酸的诗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清晨叩开富贵人家大门，傍晚追着高官车马扬起的尘土奔走，只能捡拾别人宴席剩下的冷酒残食，满心委屈心酸只能暗自藏起。他先后向驸马、节度使、朝廷重臣投递诗作，字里行间谦逊委婉，极力展现自身才学，可权贵们大多只把他当作消遣的文人，无人真心举荐。
为了活下去，杜甫在长安城中卖药谋生，寄住在朋友家中，时常三餐无着落，从前漫游时骑马狩猎的贵公子，如今沦落为温饱挣扎的普通人。天宝十载，四十岁的杜甫抓住一次难得机遇，向唐玄宗进献《三大礼赋》，文笔惊艳，玄宗读完颇为欣赏，下令安排他集贤院等候考核。
本以为转运将至，主持考核的依旧是李林甫，再次刻意打压，杜甫又一次被搁置，仅仅得到“参列选序”的空头承诺，数年没有实质官职。漫长等待里，杜甫亲眼见证长安顶层权贵奢靡无度：杨贵妃兄妹恃宠而骄，出行车马华丽，宴席挥霍千金；边疆将领好大喜功，连年发动战争，征兵千里，无数百姓妻离子散。
底层百姓的苦难，权贵阶层的荒淫，强烈的贫富反差冲击着杜甫内心，他的诗歌风格彻底转变，不再是青年登高抒怀的豪迈，转而直面现实，写下大量针砭时弊的现实主义名篇。
《兵车行》写征兵惨剧，“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直白描绘连年征战拆散无数家庭；《丽人行》辛辣讽刺杨氏兄妹骄奢淫逸，字字暗藏批判；《前出塞》《后出塞》反思穷兵黩武带给民间的无尽创伤。这些诗作没有华丽辞藻堆砌，全部源于长安街头亲眼所见，成为最早一批记录大唐社会隐患的文字。
天宝十四载，杜甫四十四岁，困守长安整整十年，朝廷终于授予他一个极小官职——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说白了就是看管兵器仓库的底层小吏，品级低微，与他年少理想相差十万八千里。可此刻家中妻儿常年挨饿，全家依靠他一人支撑，杜甫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份差事。
得到官职后，杜甫第一时间动身前往奉先县探望家人，一路风雪赶路，一路所见百姓饥寒交迫，豪门肆意享乐，心中悲愤堆积，抵达家中，刚进门就听见妻子痛哭哀嚎——他尚在襁褓中的小儿子，活活饿死在家中。
亲眼目睹幼子夭折，杜甫内心的痛苦彻底爆发，挥笔写下千古长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撕开开元盛世虚假繁荣的外衣，道尽尖锐的阶级矛盾。十年长安困守，富贵、贫穷、虚伪、苦难全部看遍，曾经意气风发的青年才子，彻底蜕变为心系底层苍生的诗人。
就在杜甫消化丧子之痛、勉强安顿家人时，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起兵造反，安史之乱爆发，盛唐的太平岁月，彻底终结。
安史之乱的战火飞速蔓延，潼关失守，长安沦陷，唐玄宗仓皇出逃蜀地。杜甫带着妻儿跟随难民逃往陕北羌村避难，暂得喘息。不久听闻太子李亨在灵武登基，即唐肃宗，重建朝廷，杜甫燃起报国希望，独自告别家人，动身奔赴灵武投奔新帝。
乱世行路凶险万分，杜甫刚走到半路，就被叛军抓获，押回已经陷落的长安城中，沦为俘虏。叛军知晓他只是无实权的底层小官，没有严加囚禁，却不许离开长安。
整整大半年，杜甫被困满目疮痍的故都，昔日繁华街巷杂草丛生，皇室贵族流离失所，百姓惨遭叛军劫掠屠戮。深夜望月思念羌村妻儿，他写下《月夜》；望着破碎都城春光，满心悲凉，挥笔创作《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短短四十个字，写尽亡国之痛、离别之苦，流传千年。
至德二年，公元757年，趁着叛军防守松懈，杜甫冒着被杀的风险，偷偷从长安金光门出逃，一路徒步翻山，衣衫破烂，脚上麻鞋，衣袖磨破露出手肘，千里奔赴凤翔，拜见唐肃宗。肃宗见他忠心冒死来投，授予左拾遗一职，属于谏官，职责是直言规劝帝王、弹劾官员，品级不高，却有直接上书言事的权力。
杜甫本性耿直，眼里容不下官场不公，上任不久就惹下大祸。当时宰相房琯率军平叛兵败，朝中大臣纷纷落井下石，肃宗震怒想要重罚房琯。杜甫认为房琯忠心为国，战败实属战局客观因素，立刻上书极力营救，言辞恳切，极力为房琯辩解。
这番举动彻底惹怒唐肃宗，肃宗认定杜甫结党偏袒，当即下令审讯杜甫，多亏朝中大臣求情，才免去牢狱之灾，但肃宗从此疏远杜甫，不再信任他。当年初秋，朝廷准许杜甫回家探亲，他一路跋涉返回羌村，与分离一年多的妻儿重逢，写下《羌村三首》《北征》，记录乱世普通家庭劫后重逢的心酸与短暂温情。
同年九月，唐军收复长安、洛阳两京，肃宗返回都城，杜甫跟随朝廷重回长安。可朝堂之上排挤不断，皇帝始终记恨他为房琯进言，没过多久，一纸调令下发，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管理地方文书、赋税、祭祀等杂务，彻底远离中央朝堂。
乾元二年春天，杜甫因公事从华州前往洛阳，返程途中亲眼目睹官府强行征兵，战火之下百姓家破人亡，青壮年男子尽数被抓上战场，老人、妇人、孩童无人依靠。一路见闻刺痛内心，他连续写下六首史诗级诗作，合称“三吏三别”：《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石壕吏》中“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直白刻画官吏凶狠、百姓无助；新婚夫妻成婚次日新郎便被抓走；垂暮老人晚年唯一儿子战死，自己还要奔赴沙场；百姓家园被战火摧毁，孤身一人无处可去。六首诗歌以普通百姓视角，完整记录战乱征兵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字字写实，句句泣血，“诗史”二字，在此刻真正名副其实。
华州官职琐碎压抑，官场依旧充斥倾轧，再加上当地饥荒四起，粮食价格飞涨，杜甫微薄俸禄根本养不活全家。乾元二年立秋，四十七岁的杜甫看透官场无望，下定决心辞去官职，不再踏入仕途，携全家老小向西逃难，前往秦州、同谷避祸。
西行之路是杜甫一生最艰苦的一段旅程，群山连绵，道路崎岖，粮食断绝，一家人靠挖野菜、采野果勉强活命。在同谷县，杜甫一家困守荒山，寒冬腊月无棉衣、无存粮，他写下《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记录儿女啼哭、自身病痛、饥寒交迫的绝境。走投无路之下，杜甫听闻蜀中成都相对安定，还有昔日友人在当地为官，便下定决心，翻越崇山峻岭，奔赴四川成都。
乾元二年年末，杜甫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抵达成都。蜀中战乱较少，时任成都尹的严武是杜甫世交好友，得知杜甫举家逃难而来，处处施以援手，接济粮食、钱财，帮杜甫寻找安身之地。
上元元年，四十九岁的杜甫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修建一间简陋茅屋，这就是后世家喻户晓的杜甫草堂。漂泊十余年，杜甫终于拥有一处真正属于自己的家，这段日子，是他后半生少有的安稳时光。
草堂四周环境清幽，溪水环绕，绿树成荫，杜甫开垦一小块菜地，种植蔬菜，向县令讨要竹子树苗栽种，日常吟诗、散步、与邻里老农闲谈，心境舒缓，诗作也多了几分闲适温柔。《江村》写草堂日常：“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平淡温馨的居家画面，是杜甫颠沛半生难得的温柔写照。
春日春雨落下，万物复苏，他写下《春夜喜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文字柔和治愈；闲暇时拜访武侯祠，感念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写下《蜀相》，“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借古人抒发自身报国无门的遗憾。
杜甫身上诙谐乐观的性子，在草堂时期充分展现。隔壁老农时常拉着杜甫到家饮酒，絮絮叨叨诉说家常，杜甫从不厌烦，反倒作诗记录老农淳朴热情；朋友托他寻找特产茯苓，山中茯苓稀少，他写诗打趣友人嗜酒，许诺赠送藤杖搀扶醉酒的友人；狂风刮坏花草，他也提笔自嘲，言语轻松，苦中作乐。
安稳岁月仅仅持续两年，一场秋风击碎草堂宁静。上元二年深秋，狂风呼啸，屋顶茅草被大风卷走，孩童趁机抢走散落茅草，杜甫年老体弱，无力追回，当晚天降大雨，茅屋四处漏雨，全家蜷缩在潮湿冰冷的屋内难以安睡。
自身穷困潦倒、茅屋破败，杜甫却没有只哀叹个人苦难，望着漫天风雨，心中牵挂天下所有流离失所的贫寒读书人，挥笔写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末尾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短短几句，将个人悲欢上升到万民疾苦，“忧国忧民”四个字，在这一刻刻进他的诗文灵魂。
宝应元年，蜀中爆发叛乱，成都陷入动荡，杜甫被迫暂时离开草堂，前往梓州避难。直到广德元年，唐军收复河南河北，安史之乱彻底平定，漂泊八年的杜甫听闻捷报，狂喜难掩，写下生平唯一一首轻快奔放的七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压抑多年的家国悲痛，在胜利消息传来时尽数释放。
广德二年，严武再次出任成都节度使，再三邀请杜甫入幕府任职。为养活家人，五十四岁的杜甫出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杜工部”的称呼便来源于此。幕府公务繁杂，同僚之间矛盾重重，杜甫性格耿直，时常与旁人产生摩擦。一次酒宴之上，杜甫醉酒，当众直言“不谓严挺之有此儿也”，夸赞严武父亲顺带调侃严武，严武当场动怒，二人险些生出嫌隙，多亏旁人调解缓和关系。
短短半年，杜甫厌倦幕府官场束缚，果断辞官，重回浣花溪草堂居住。可好景不长，次年四月，好友严武骤然病逝，蜀中再无依靠，战乱隐患再起，杜甫深知成都难以久留，下定决心离开四川，沿长江向东漂泊，计划返回故乡洛阳。
永泰元年，五十六岁的杜甫携家人乘船离开成都，一路沿长江向东，途经嘉州、渝州、忠州，旅途缓慢，中途杜甫肺病、风湿反复发作，身体日渐衰败。大历元年夏天，杜甫抵达夔州，也就是如今重庆奉节。
夔州都督柏茂琳敬重杜甫才学，对他多有照料，杜甫得以在夔州停留两年，租下东屯公田，置办果园，雇人耕种，生活再度短暂安定。
此时杜甫已近花甲，半生风雨积攒无数心事，过往盛世漫游、长安困顿、战乱流离、草堂岁月一一涌上心头，创作迎来人生最高峰。
短短两年，杜甫在夔州写下四百三十余首诗，占据现存全部诗作三成，格律、意境、思想全部抵达巅峰，七言律诗造诣无人能及。《登高》创作于夔州秋日，“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被后世评为“古今七言律诗第一”，一字一句，道尽晚年漂泊、病痛缠身、家国动荡的万般愁苦。
闲暇之时，杜甫回望一生，写下长篇自传诗《壮游》《昔游》《遣怀》，完整记录从少年到暮年的全部人生轨迹，为后世研究自身生平留下第一手史料；组诗《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借夔州秋景、历史古迹，抒发家国之忧、身世之叹，结构严谨，意境厚重，成为七律联章的典范之作。
在夔州，杜甫依旧心系民间疾苦，当地底层妇女负重劳作、贫苦百姓饱受赋税压榨，他写下《负薪行》《最能行》，记录偏远山城底层百姓的生存困境，即便自身病痛缠身，从未停止注视人间苦难。
大历三年正月，杜甫思乡心切，不愿长久羁留夔州，告别柏茂琳，乘船出三峡，奔赴湖北江陵，打算取道襄阳返回河南巩县故乡。可乱世路途阻隔，荆襄一带战火未熄，归途受阻，杜甫只能在江陵、公安一带辗转漂泊，衣食无着，病痛不断，全家依靠亲友接济勉强活命。
此时的杜甫，耳朵失聪，手臂风湿难以抬起，肺病常年发作，行走依靠拐杖，昔日纵马登高的健壮少年，彻底沦为衰弱多病的垂暮老人。他登上岳阳楼，望着浩渺洞庭湖，写下《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壮阔湖景与孤苦身世、战乱家国交织，悲凉厚重，读来令人动容。
大历四年，五十八岁的杜甫无路可归，顺着湘江向南漂泊，抵达湖南长沙，短暂停靠。年末，湖南境内爆发兵乱，长沙陷入混乱，杜甫被迫连夜乘船逃离，前往衡州避难，一路颠沛，病情急剧加重。
大历五年秋冬，杜甫困在湘江一叶孤舟之上，无稳定居所，无充足粮食，儿女跟随他常年挨饿，自身多种旧病叠加，卧床难起。漂泊半生，他再也没有等到重回故乡的机会，也没能看见天下太平的光景。同年冬天，五十九岁的杜甫，在湘江行驶的小船中悄然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