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72年，唐代宗大历七年，安史之乱结束第九个年头。
偌大唐王朝表面恢复了太平，可藩镇割据的隐患已经深深扎进帝国肌体，江淮江南虽然远离北方战火，苛捐杂税依旧层层叠加，普通百姓依旧活得十分艰难。就在这一年，李绅降生。
李绅字公垂，祖籍亳州谯县，也就是今天安徽亳州。李家并非普通平民，往上追溯，他的高祖父李敬玄，在高宗、武后时期官至中书令，是堂堂当朝宰相，封赵国公，算得上曾经显赫的名门望族。只是世家荣光早已时过境迁，到李绅祖父、父亲一辈，已经慢慢衰落。父亲李晤辗转做过金坛、乌程、晋陵几地的县令，品级不高，全家便随着父亲的任职，迁居润州无锡，也就是如今江苏无锡一带定居下来。
可惜安稳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李绅年仅六岁，父亲便撒手人寰，家道骤然中落。
一个失去男主人的官宦家庭，没有了俸禄来源，日子迅速陷入窘迫。抚养教育李绅的重担，全部落在母亲卢氏身上。卢氏知书通经，家中条件再艰难，也不肯荒废儿子的学业，亲自在家教授李绅儒家经义，诵读诗书典籍。
失去父亲庇护，少年李绅过早见识人间冷暖。家族旧日的光环已经起不到多少庇护作用，人情世态的炎凉，小小年纪的他便已经体会。等到十五六岁，家中供给愈发拮据，为了安心读书，李绅跑到无锡惠山寺，借寺院的环境刻苦研习经史诗文。
惠山寺山林清幽，泉水潺潺，却是清苦的读书场所。他没有充足钱财，有时候读书缺少书卷，只能悄悄翻阅寺院里面的佛经典籍，借着上面的文字磨炼文笔，还曾经因为私自翻看藏书遭到寺中管事僧人的斥责羞辱。
后世史书形容李绅的外貌，写他身形矮小，但是为人精明强悍，气度刚毅，时人还给了他一个外号，唤作“短李”。个子不高，胸中却藏着一股不肯屈服的锐气。少年的他常常走出寺院，走到无锡乡野田间。江南水田劳作辛苦，盛夏烈日之下农夫躬身耕耘，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耕耘却未必能够吃饱肚子。
这些田间亲眼所见的画面，深深烙印进少年李绅的脑海，为后来那两首震动千古的《悯农》，埋下最早的种子。
读书之余，李绅也四处漫游江南。太湖沿岸的村落，水乡百姓的悲欢，官府赋税带给农户的重压，他都一一看在眼里。他不是养在深宅大院不知民间疾苦的贵家子弟，苦难的现实，实实在在撞进他的眼睛。可此时他只是一个无权无势的少年，纵然心中满怀感慨，也只能落笔于诗文，没有改变现实的力量。
唐代寒门士子，想要实现抱负，科举几乎是唯一出路。惠山寺数载苦读之后，青年李绅收拾行囊，踏上奔赴科举的漫漫长路。唐代科举艰难无比，每年应试者数千，能够登科者寥寥数十人。李绅多次奔赴考场，接连落第，在京城与江南之间来回奔波，饱尝举子的困顿。
漂泊的岁月里，他见过京城权贵的奢华宴游，转头又看见街头百姓的饥寒流离，巨大的落差不断冲击着他的内心。漫长的等待，一直熬到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三十五岁的李绅，终于进士及第，拿到了进入官场的入场券。
考中进士之后，朝廷最初授予他国子助教一职。国子监助教，负责教导生员，工作安稳清闲。可李绅志不在教书，他渴望到更广阔的地方施展自己的抱负，于是毅然辞官，向东返回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打算在江南寻找机会。
当时镇海节度使李锜驻守金陵。李锜手握一方兵权，为人骄横跋扈，心中早有割据谋反的野心。他听说新科进士李绅才名在外，便将李绅召入自己幕府，聘为掌书记，负责为自己草拟文书奏章。
刚刚踏入仕途的李绅，立刻撞上一场生死危机。
李锜一心图谋反叛，打算脱离朝廷管制，便逼迫李绅为自己起草对抗朝廷的檄文。刀就架在脖子边上，李锜以死亡相威胁，逼迫他执笔。生死关头，李绅没有屈服，坚决不肯动笔。李锜反复威逼利诱，李绅始终严词拒绝，几番激怒李锜，直接把他投入牢狱，准备寻机将他处死。
幸运的是，不久之后朝廷发兵讨伐李锜，李锜叛乱迅速失败伏诛。身陷囚牢的李绅得以获救。面对朝廷的嘉奖，李绅没有刻意夸耀自己宁死不屈的气节，淡然把这一切归结于读书人的本分。这件事传到长安，朝廷十分欣赏他的风骨，征召他前往京城，授予右拾遗，李绅正式踏入中央朝堂。
从惠山寺苦读的孤苦少年，到刀架脖颈不肯附逆的幕僚，青年时代的李绅，身上满是读书人的刚烈与理想主义。他带着江南田野赋予他的悲悯，带着一腔想要匡扶世道的热血，走进风云诡谲的长安。只是他还不知道，这座辉煌帝都的朝堂，远比刀架脖颈的威胁更加复杂，持续数十年的牛李党争，正张开巨大漩涡，将要裹挟他往后全部的人生。
元和三年，李绅来到长安任职右拾遗。拾遗官职品级不高，却拥有直接向皇帝上书谏言的权力。李绅恪尽职守，频频上书议论朝政得失，针砭时弊。
此时的中唐诗坛，正在酝酿一场重要的诗歌变革。安史之乱之后，很多文人写诗，一味追求辞藻绮丽，堆砌典故，通篇写风花雪月，却对民间现实视而不见。一部分有良知的读书人对此深感不满，希望诗歌重新回归现实，记录世间疾苦，以此讽谏朝政。
李绅就是这场变革当中走在最前面的人物。
在京城，李绅和元稹交往密切。他有感于当下社会种种弊病，率先创作二十首《乐府新题》，全部以现实社会为题材，写农夫劳作、赋税盘剥、征戍离别、市井悲欢，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直接以“新题乐府”命名的一组诗作，开启新乐府运动的源头。可惜这二十首《乐府新题》后来全部散佚，没有完整流传到今天。
他把这二十首诗拿给元稹阅读。读完李绅的作品，元稹深受触动，当即跟着写了十二首和诗。后来白居易接过这面旗帜，扩写五十首，定名《新乐府》，响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新乐府运动就此轰轰烈烈铺开，张籍、王建等大批诗人纷纷响应，汇成中唐文坛一股浩浩荡荡的现实主义洪流。
换句话说，李绅是新乐府运动最早的发起者。我们后世大多记住元稹、白居易，却常常忽略，这场影响文学史的诗歌革新，最早的火种，出自李绅之手。
也是在这一段时期，李绅写下流传千古的《悯农二首》。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文字朴素到近乎白话，没有晦涩典故，没有华丽修饰。千百年之后，几乎每一个孩童都会诵读。可很少有人仔细读懂诗句背后的残酷现实。天下的田地全部耕种，没有一寸土地闲置，年年都有收成，依旧还有农夫饿死。不是土地不产粮食，是沉重赋税，夺走了劳动者全部收获。
这不是凭空想象的感慨，是少年时代行走江南乡野，亲眼目睹的人间现实。写下这两首诗的时候，李绅身在繁华京城，心中挂念的依旧是烈日之下耕耘的农人。
元和十五年，唐穆宗登基。穆宗欣赏李绅的才学与风骨，将他召入翰林院，担任翰林学士。同一时期，李德裕、元稹也同在翰林院中任职。三个人才学出众，政见相近，彼此惺惺相惜，朝堂之上，世人将他们三人并称为“三俊”。
翰林院是皇帝近臣，身处权力核心，掌管草拟内廷诏书，距离皇权极近，是朝堂官员进阶的快车道。
只是荣耀背后，风险随之而来。此时牛李党争已经愈演愈烈。一派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后世称为牛党；一派以李德裕为首，后世称为李党。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人事任免、政策取舍，处处带着派系烙印，几乎整个朝堂官员，都被卷入派系斗争的漩涡当中，想要完全置身事外，几乎不可能。
李绅和李德裕私交极好，政治立场高度一致，自然而然归入李党阵营。从这一刻开始，他的升沉荣辱，便和党争紧紧捆绑在一起。
长庆元年，李绅升任司勋员外郎、知制诰。长庆二年，越级提拔为中书舍人，依旧保留翰林承旨学士的身份，皇帝诏书，很多都出自他的手笔，圣眷正浓，仕途一路走高。
风光无限的同时，政敌的算计已经悄然布局。当时牛党领袖李逢吉一心想要把李德裕、李绅排挤出中央。他想方设法构陷元稹，先把元稹罢去宰相职位，赶出京城，接着把矛头对准李绅。
长庆四年，唐穆宗骤然驾崩，唐敬宗继位。敬宗年纪尚轻，刚刚登基，根基不稳。李逢吉抓住机会，编织一套说辞，在新皇帝面前诬陷李绅，说李绅当初并不支持拥立敬宗为太子，甚至上书建议改立其他藩王。年轻的敬宗信以为真，心中对李绅生出极大嫌恶，一道诏令，将李绅贬为端州司马。端州，就是今天广东肇庆，在当时属于偏远蛮荒的岭南之地。
一纸贬书，昨日还在翰林院内草拟圣旨的近臣，转瞬就被驱赶到万里之外的岭南。没有辩驳的机会，来不及向皇帝当面解释，李绅只能收拾行装，踏上南下贬谪之路。
岭南路途遥远，瘴气弥漫，贬官至此，很多人往往再也不能回到中原。李绅这一贬，几乎就是灭顶之灾。
命运的转机来得充满戏剧性。过了一段时间，唐敬宗整理穆宗旧物，在皇帝从前的密匣当中，翻到大量封存的奏折。其中就有李绅当年的奏章，奏章之上，李绅前后三次上书，极力主张拥立如今的敬宗继承大统，字字恳切，和李逢吉口中的说辞完全截然相反。
真相摆在眼前，敬宗这才恍然大悟，明白自己被大臣蒙骗，心中对李绅生出愧疚。但朝堂之上牛党势力强盛，也不可能立刻就把李绅召回京城，只能慢慢等待时机，慢慢改善他的处境。
身处端州的李绅，没有沉溺于怨天尤人。岭南的风土，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同样被他写进诗文。他写下不少记录岭南风物的诗篇，收录进自己的诗文集《追昔游集》。
之后朝廷慢慢量移，先迁为江州长史，后来先后出任滁州刺史、寿州刺史。在地方刺史任上，李绅实实在在处理地方政务，督促农耕，处理州县积弊，救济受灾百姓，在地方上留下不少实实在在的政绩。
离开京城的数年，远离朝堂刀光剑影，辗转江淮各州。只是党争不会放过他，只要朝堂派系斗争不停，他的命运，就始终被无形丝线牵动。
大和七年，局势出现变化，李德裕短暂拜相。在李德裕的举荐之下，李绅得到提拔，授检校左散骑常侍、越州刺史，充浙东观察使，执掌浙东数州军政大权，成为一方封疆大吏，坐镇越州，也就是今天的绍兴，管辖浙东大片土地。
在浙东，他巡行州县，体察民情，修缮水利，整顿地方吏治。可好景不长，没多久李德裕在朝堂失势被罢相，牛党再度掌权，李绅又一次受到牵连，被调回东都洛阳，担任太子宾客，一个没有实权的闲职。
开成元年，李绅改任河南尹，镇守东都洛阳。河南尹责任繁重，管辖洛阳周边，治安、民政、赋税全部压在身上。李绅办事向来果断强悍，接手之后大力整肃洛阳的风气，打击地方豪强，治理治安，整个洛阳城风气为之一振。同年六月，朝廷又下达任命，他转任检校户部尚书、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奔赴汴州，掌管宣武军藩镇，手握重兵，镇守中原要地。
宣武军地理位置十分关键，管辖汴、宋、亳、颍四州，是中原漕运咽喉，历来容易发生藩镇动乱。李绅到任之后，整顿军纪，安抚百姓，约束骄兵悍将，稳定了宣武军的局面。在汴州数年，地方安定，史书上留下了治理有效的记录。
李绅一生历经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八朝，主要仕途横跨宪宗到武宗五朝。几十年之间，起起落落，一会儿身在京城，做皇帝身边的近臣；一会儿贬往蛮荒岭南；一会儿坐镇一方，手握军政大权；一会儿又被剥夺实权，赋闲做闲散官员。
宦海漂泊大半辈子，亲眼见过太多官场倾轧。年轻时代那个惠山寺读书、宁死不肯附逆、写下悯农诗篇的青年，在数十年权力场的打磨之下，心性也悄然发生改变。他依旧有实干理政的能力，但是身上多了官场官僚的果决甚至刚猛，懂得朝堂的规则，懂得派系之间的博弈，行事不再像年少时期那般纯粹理想化。
开成五年，唐文宗驾崩。唐武宗继位。
唐武宗性格刚毅，一心想要重振大唐国势，十分信任李德裕，将李德裕召入朝中担任宰相，李党迎来全盛时期。会昌元年，李绅被任命为淮南节度使，镇守扬州。淮南乃是大唐最为富庶的藩镇，财赋重地，位置无比重要。
会昌二年，武宗征召李绅回到长安，官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就是正式的宰相。几十年的宦海沉浮之后，时年七十一岁的李绅，终于登上大唐权力的顶峰，封赵国公，位极人臣。
少年丧父，屡试不第，刀下余生，几番贬谪流放，兜兜转转，古稀之年拜相，这份仕途，来得太过漫长。
身居宰相高位，李绅协助武宗、李德裕处理朝廷军政事务。对外谋划对抗回纥，对内整顿朝廷吏治。只是年岁已高，长年奔波劳苦，身体早已不堪重负。担任宰相仅仅两年多，会昌四年，李绅中风患病，身体垮掉，无力继续承担宰相繁重的工作，只能向皇帝上书请求辞去宰相职务。武宗十分惋惜，准许他辞去相位，依旧让他以旧宰相的身份，再次出镇淮南，回到扬州继续担任淮南节度使，镇守东南财赋重镇。
重回扬州，已是暮年。此时的李绅，位高权重，威望赫赫。但也正是在淮南节度使任上，一桩案件，成为缠绕他身后千百年最大的争议，也就是后世大名鼎鼎的吴湘案。
会昌五年，江都县尉吴湘被人检举揭发，罪名有两项，一是盗用官府的程粮钱，也就是官府给到官吏、客商的路程补贴，属于贪赃；二是强娶民间女子为妻，触犯律法。
案件交到节度使李绅手中。李绅接手之后，审讯结案，判处吴湘死刑。
案子上报朝廷之后，朝中出现巨大争议。不少官员提出质疑，认为案情存疑。于是朝廷派出御史崔元藻前往扬州，重新复核此案。复核之后，崔元藻回奏朝廷：吴湘确实有贪赃行为，但是数额并不大，按照唐代律法罪不至死；所谓强娶民女，经查实并不属实，是女方家中自愿的婚约，属于诬告成分很大。
按道理，复核出现重大出入，就应该重新改判。但此时李德裕在朝中主政，选择袒护李绅，不但没有推翻死刑判决，反而将如实汇报情况的御史崔元藻贬官流放。最终，吴湘依旧被执行死刑，一条人命就此落幕。
后世千年，这件案子争论不休。
吴湘的叔父吴武陵，早年曾经和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结下很深私怨。很多后世史家认为，李绅此举，是在党争背景之下，迎合李德裕，公报旧怨，罗织罪名害死吴湘。也有观点认为，晚唐时期朝廷严打官吏贪腐，武宗时代重刑整肃地方，李绅是从严判案，只是量刑过重。无论如何，案子疑点重重，复核已经发现问题，却依旧维持死刑，这件事，成为李绅一生当中无法回避的重大污点。
至于后世广为流传的故事：李绅生活极度奢靡，一顿饭杀掉三百只鸡只取鸡舌，后院堆积大量鸡尸；还有司空见惯的典故出自李绅宴席，这些故事大多出自后世笔记小说与明清通俗文学，新旧唐书正史当中没有对应的记载，属于后世不断演绎加工出来的传闻，不能直接当作确凿史实看待。
但是不可否认，暮年身居高位的李绅，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单纯悲悯农夫的青年。几十年浸泡在残酷的晚唐官场，权力已经深刻改变了他。
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七十五岁的李绅在扬州节度使任上重病不起，最终病逝。朝廷接到死讯，追赠太尉，赐谥号“文肃”。在此时，他依旧是朝廷盖棺定论的有功老臣，历经五朝，出将入相，荣耀满身。
可死亡，并不代表一切尘埃落定。属于李绅的风波，在他入土之后，才真正到来。
李绅去世仅仅数月，大唐朝堂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局。
唐武宗驾崩，唐宣宗继位。唐宣宗上台之后，全盘推翻武宗一朝的政策，对长期掌权的李党展开彻底清算。李德裕一贬再贬，一路流放到海南崖州，最后死在贬谪之地。李党一众官员，纷纷遭到打压清算。
已经死去的李绅，同样逃不过政治清算。
吴湘的哥哥不断上书鸣冤，重翻旧案。宣宗下令重新彻查吴湘一案。复查结论认定吴湘属于冤案。大中元年，朝廷正式下诏，追削李绅生前的全部官爵，并且下达处罚，李绅的子孙后代，永世不得出仕做官。
人已经埋入黄土，还要被剥夺全部身后荣衔，子孙也遭到牵连。这在古代，是极为严厉的惩罚。
一个写下“粒粒皆辛苦”的悯农诗人，死后被朝廷定性为制造冤案的罪臣。
巨大的反差，让后世千百年，对李绅的评价始终撕裂。
后世很多人简单把李绅理解成一个彻底的两面人：少年体恤农民，身居高位之后就彻底腐化堕落，初心完全丧失。可如果完整翻开史料，会发现历史人物从来都不是简单非黑即白。
青年时期，他亲眼看见农民苦难，写下悯农诗篇；面对藩镇谋反，刀架脖颈不肯屈服，守住读书人的气节；他是新乐府运动最早的开创者，推动诗歌走向民间现实。中年辗转各地做刺史、观察使、节度使，在不少地方留下整肃吏治、安抚百姓的政绩，并不是从头到尾鱼肉百姓的酷吏。
但是他深度卷入牛李党争。晚唐的党争，早已不是简单政见分歧，夹杂无数私人恩怨、派系报复。在这样巨大的漩涡当中，即便是有理想的士大夫，也很难独善其身。为了自己一派的立场，他做出过重的判决，酿成冤案，留下无法抹去的历史污点。
他不是纯粹的圣贤，也不是彻头彻尾的奸恶小人。他是被时代裹挟的晚唐士大夫的缩影。
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中央衰弱，藩镇跋扈，朝堂党争无休止。一代代读书人怀抱理想走进官场，想要济世安民。可真正踏入权力游戏，想要站稳脚跟，就不得不参与派系博弈，理想常常会被现实一点点磨损。
李绅存世的诗文，大多收录于《追昔游集》。这部文集，大半都是他晚年回忆自己一生宦海经历所作。一路回望少年读书、江南漂泊、刀下历险、翰林荣宠、万里贬谪、出将入相。一生大起大落，悲欢荣辱，全部写进诗篇之中。
可惜他最重要的二十首《新题乐府》已经彻底失传。我们今天能够读到的，只有《悯农二首》以及部分酬唱、纪行的诗作。仅仅两首悯农，就足以让他名字流传千年，家家户户口耳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