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四年五月八日，中午十二点十分。
79次列车从西安一路北上，准时稳稳地停进了前门老北京站的站台。蒸汽机车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白雾裹着机油味在站台上散开，钟楼方向的广播准时响起，声音洪亮，在空旷的站台上一圈圈荡开。
孙少安早早提着一个帆布包，站在陕西赴京农业代表团的队伍中间。身边的汪文杰手里攥着军绿色的帆布提包，脸上按捺不住兴奋，嘴里不停念叨着：“到了，真到北京了……”
孙少安心里也翻腾得厉害，这是他头一回进京城，可面上还沉得住。
他瞥了汪文杰一眼，带着点打趣又正经的口气：“文杰，你好歹是正处级干部，你爹还是省委常委，至于这么激动？”
汪文杰半点不恼，眼睛亮得很，望着站台尽头，声音压得低却满是滚烫：“怎么不至于？这趟来，说不定这次能见到……我心里的“太阳”……”
孙少安不说话了，他低下头去扣包上的铁扣子，也明白文杰此刻的心情了。
从昨天下午五点多踏上这趟79次列车起，整个代表团里说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话。
人人心里都揣着同一个念想，不敢大声说，却在眼神里藏不住——如果能亲眼见一见……。这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说，是这辈子最大心愿。
一路从黄土高原翻山越岭过来，火车哐当哐当往东往北走，窗外的景致，跟陕北比起来，像换了一个天地。
先是关中平原。一眼望不到头的平，没有一道深沟，没有一座秃峁，黄土坡彻底退到身后。
麦子拔了节，铺天盖地的绿，风一吹就起浪，跟陕北坡地上稀稀拉拉的杂粮完全不是一个景象。
田块方方正正，水渠在地里弯弯曲曲，路边的杨树柳树成排，村子不再是依山挖的窑洞，多是青砖土坯的瓦房，院墙整整齐齐，看着就湿润、踏实。
再往东走，山势慢慢缓下来，变成低缓的丘陵，土色里掺了石头，山上的草木也更密，不像陕北那样干巴巴的。偶尔能看见小片水田，亮汪汪的，在陕北几乎见不着。
过了郑州，就彻底进了华北平原。地更平，河更多，黄河、大大小小的沟渠在大地上横横竖竖。
麦子渐渐泛黄，油菜花开得一片金亮，村舍散得很开，房前屋后多是池塘、芦苇，水车慢悠悠转着，一派水乡平原的软和劲儿，少了陕北的粗粝与苍凉。
有人趴在车窗上往外看，看了半晌不吭声，突然说一句“这地真平”，旁边的人就跟着点头，说“真平，一眼望不到头”。
少安也看了，觉得那平坦得让人心里发慌，不像是黄土高原上那种沟沟坎坎、望出去全是山的世界。
越靠近北京，房屋越齐整，路边的电线杆越来越密，偶尔能看见工厂的烟囱、营房的围墙。
风里不再是黄土的干硬，多了几分平原的温和，连阳光照在身上，都少了几分高原上的烈。
一路看过去，才真切觉出，陕北是黄土堆起来的硬朗，而这一路向东向北，是水与平原养出来的舒展。
大家在车厢里念叨着，真等车轮停稳、能真真切切看见北京的站台，一股热血猛地就冲上头顶。
孙少安放眼望去，团里的干部、技术专家、各地区代表们，一个个不自觉把腰板挺得笔直，目光四处张望着，好像多看一眼，就能离那个念想更近一点。
能到……居住的北京城，脚下的土地都像是带着温度，千言万语堵在胸口，只觉得浑身光荣，满心滚烫。
这次陕西来的农业代表团，浩浩荡荡近七十号人。
带队的是省分管农业的副主任和省农业厅副主任，一正一副两位团长，后面跟着农林局、水电局、粮食局的负责人，还有一名驻军代表，这几位都在软卧车厢。
真正的主力是十八名全省顶尖农技专家，西农的李佩成、赵洪璋、翟允禔、山仑、李正德几位先生都在其中，有搞旱作梯田的，有研究水土保持的，有培育小麦玉米良种的，也有管水利灌溉、农机耕作的，这批专家也安排了软卧。
再往下，是榆林、延安、渭南、宝鸡各地市的农业骨干，主管农业的副专员、农办主任，一共十二人。
剩下的基层学大寨先进代表、会务后勤人员，还有孙少安带的九名实验小组成员，全都安排在硬卧车厢，四人一格，一路颠簸过来。
车门一开，团长、省分管农业的副主任清了清嗓子，先把纪律简单交代了几句，随后带头有序下车。
省领导、各厅局负责人走在最前面，西农那几位老专家紧随其后，再往后是地市干部、农技员、基层社队代表，孙少安和汪文杰带着实验小组走在靠后的位置，整支队伍长长一串，排布得整整齐齐。
孙少安提前行李，随队伍向外走，第一次踏在京城车站的地面上，目光忍不住四处打量。站台宽敞明亮，红旗在风里轻轻飘着，来往的人步履规整，处处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庄严。
团领导在站台上整队清点人数、核对行李。没等他们收拾停当，不远处几个人已经快步迎了上来——是全国农业大会组委会的接待同志，一身干净的中山装，胸前别着小小的会议徽章，神情郑重又热情。
一眼认出陕西代表团的牌子，为首的同志主动伸出手，一口地道京腔，客气又稳妥：“陕西的同志们一路辛苦了，欢迎到北京参加全国农业大会。”
省里带队的副主任快步上前，两只手握住对方的手，摇了又摇，嘴里说着“不辛苦不辛苦，应该的应该的”。
旁边省农业厅的副主任也跟着凑上来，介绍着随行的领导成员和省里的专家，每说一个名字，组委会的人就郑重地点一下头，伸出手来握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