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米比亚，温得和克。
风从纳米布沙漠吹来，带着灼热和干燥，卷起街头的垃圾和尘土，打在紧闭的铁皮门上。
恩加拉·穆雄医生站在温得和克中央医院的窗户前，看着这座城市。他的办公室在一楼，窗户正对着急诊入口。两年前，这里每天有几十个人排队等着看病——发烧、外伤、孕妇分娩。现在，队伍依然很长，但来的人已经不一样了。
他们更瘦。
他们更慢。
他们的眼睛里不再有光。
穆雄医生六十二岁了，在这家医院工作了三十七年。他见过独立战争的血腥，见过九十年代表格制度崩溃后的混乱，见过千禧年艾滋病高峰时的死亡潮。但他从未见过像现在这样的景象。
“穆雄医生。”护士卡琳轻轻敲门。
“进来。”
“卫生部长办公室的传真。”卡琳递过一张纸，声音压得很低，“他们……他们不想公开这份报告。”
穆雄医生接过传真，戴上眼镜。
报告只有一页，但上面的数字像钉子一样扎进他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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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比亚卫生部内部简报（机密）
年度人口预估数据
估算人口：2,510,000
同比下降：约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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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个百分点。
近六十万人。
穆雄的手开始发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愤怒。这不仅仅是数字——这是他曾经亲手接生的孩子、在街上与他说早安的路人、在教堂里唱诗的年轻人。
“部长怎么说？”他问。
“他说这可能是统计误差。”卡琳的声音在抖。
“统计误差。”穆雄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像是第一次听说。
“他让我们暂缓发布。”
穆雄把传真放在桌上，转头望向窗外。急诊入口处，一个骨瘦如柴的女人正坐在地上，怀里抱着一个骨瘦如柴的孩子。孩子的眼睛紧闭着，嘴巴微微张开，像是在渴望水，又像是在渴望死亡。
“误差。”穆雄又重复了一遍，声音很轻。
官方公布的人口数据是3,100,000。
没有人相信这个数字。
在温得和克街头，在卡图图拉贫民窟的巷子里，在北部疟疾肆虐的村庄中，在东部艾滋病高发的矿镇上，人们在用肉眼见证一个国家的崩溃。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世界人口仪表板显示纳米比亚年总人口约为310万。百科全书给出了247.5万的估算。但这只是数学游戏——将已故者的名字从登记表上划掉需要时间，而在纳米比亚，时间已经不够用了。
真正的数据，隐藏在更细微的地方。
比如，卡图图拉的垃圾箱旁边，多了很多小孩子的衣服。干净的，叠好的，像是有人专门洗过、晒过，然后才放在那里。
比如，温得和克的公墓不再收取下葬费用——不是因为政府大发慈悲，而是因为死者太多，他们来不及登记每个家属的姓名。
比如，姆帕瓜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从去年的两百三十人变成了今年的九十七人。校长告诉教育局，是因为“人口流动”。但所有人都知道，那些孩子没有流动——他们只是消失了。
十五岁的坦杜维·卡桑达知道这个秘密。
他是卡图图拉的居民，一个吸食工业胶水的街头少年。两年前他刚走上街头时，卡图图拉有十四个和他一样的孩子。现在只剩下三个。另外十一个中，三个人死了，五个人不知道去了哪里，两个人失踪，还有一个人还活着但……“活着”这个词在这里需要重新定义。
坦杜维的胶水瓶子里还剩最后一点。他舍不得吸完，把盖子拧紧，塞进裤兜，然后靠着墙根坐好。
他的眼睛盯着不远处的一个女人。那女人大约三十岁，穿着一件褪色的连衣裙，正蹲在地上用手舀积水喝。她的小腿肿得发亮，皮肤上布满了褐色的斑点——那是卡波西肉瘤的典型症状，艾滋病晚期的标志。在纳米比亚，在这个艾滋病感染率高达16%的国家，每六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携带病毒，性交易活跃地区的感染率更是突出。而在卡图图拉这样的贫民窟，这个比例要更高。
女人抬起头，正好对上坦杜维的目光。
“看什么看？”她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
坦杜维没回答，从口袋里掏出半块面包——昨天从一个垃圾桶里翻出来的，硬得像石头，但能吃。他把面包掰成两半，把大的一半递了过去。
女人盯着那块面包看了几秒，然后接过去，塞进嘴里，嚼也不嚼就往下咽。
“叫什么？”坦杜维问。
“玛格丽特。”女人说，然后开始咳嗽。
坦杜维看着她咳嗽的样子，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母亲也是这样咳嗽的，也是在死去之前，也是瘦得只剩骨头。
他拧开胶水瓶盖，把鼻子塞进去，深吸一口。
世界又开始旋转了。
五百公里外，博茨瓦纳首都哈博罗内，情况同样糟糕。
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世界人口仪表板，博茨瓦纳总人口约为260万。而百科全书估算为207.5万。无论哪个口径，这个被誉为“非洲典范”的钻石富国，也正在被同样的灾难吞噬。
工业胶水的流行甚至比纳米比亚更加猖獗。在哈博罗内郊区的旧纳勒迪，人们不叫它“胶水”，而是叫它“天使的呼吸”。这个美丽绰号的背后，是数千名骨瘦如柴的街头少年，他们用几毛钱的胶水换取短暂的天堂，用几年的性命为这几分钟的欢愉买单。
十六岁的凯博吸收胶水已经三年了。在博茨瓦纳，像他这样的吸食者被叫做“胶水孩子”，胶水在所有毒品消耗中约占1%，但它的危害性远超这个数字所暗示的。这种胶水中含有的苯、甲苯、二甲苯等芳香烃，会不可逆地摧毁脑神经。吸食一年后，脑萎缩率高达百分之七十。
凯博西的大多数朋友都死了。死在厕所里，死在臭水沟里，死在老鼠啃食的角落里。
但活下来的那些人，有时比死亡更令人恐惧。
在卡萨内的蒂斯瓦桑康复中心，有一个十八岁的女孩躺着。
作为博茨瓦纳为数不多的戒毒设施之一——“为数不多”这个词在这里需要认真理解，因为容量的“不多”意味着每天有数百人需要治疗，数百人躺在门槛外的泥地里喊着胶水——里面床位永远不够，医护人员也永远不够。
那个女孩叫戈波昂。她的面孔让每个护士都不忍直视——不是因为丑陋，而是因为太平静了。
她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甲苯溶解了她大脑的髓鞘，使神经信号短路，大脑开始萎缩。她不知道日期，不知道时间，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谁面前。
“你好。”她说，对着空气微笑。
“你好，戈波昂。”护士轻轻握住她的手。
“你知道……你知道我妈妈什么时候来接我吗？”
护士沉默了一会儿。
“她什么……她什么时候……我现在在这里……是因为我妈妈要去接我。”
这些话断断续续地往外蹦，“现在现在现在”的重复像一声回声。戈波昂已经不记得她的妈妈半年前因艾滋病去世了。
护士没有纠正她。
在博茨瓦纳，面对一个已经死去的灵魂，你无法让她再死一次。
如果仅仅是胶水和燃油，这两个国家还不至于如此迅速地滑向深渊。
问题是，什么坏事都赶到了一起。
艾滋病从未离开。在纳米比亚，感染率高达16%；在博茨瓦纳，这个数字更加惨烈——超过38%的成年人感染hIV，在全球仅次于斯威士兰。博茨瓦纳约有36万人携带hIV，每年仍有超过4,000例新增感染。
疟疾卷土重来。纳米比亚卫生部长埃斯佩兰斯·卢温达奥在一份被泄露的内部报告中说，全国已记录了超过9.5万例疟疾病例，死亡154人——而上一年度全年只有50人死亡。在赞比西地区，仅卡蒂马穆利洛地区就记录了例疟疾病例。致命人数攀升了百分之二百零八。
疫苗可预防疾病集中爆发。纳米比亚卫生和社会服务部宣布该国同时面临五种疫情——脊髓灰质炎病毒、霍乱、麻疹、猴痘、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这是罕见而艰巨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这些病毒像五把尖刀同时扎向这个脆弱国家所剩无几的肌体。
气候灾害加剧了灾难。南部非洲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干旱和洪水交替——纳米布沙漠的极端高温与刚果盆地的暴雨交替来袭，厄尔尼诺-拉尼娜的变幻交替把纳马-夸鲁大地的地壳像煎饼一样翻来覆去地搅和。庄稼被毁，牲畜死亡，水源受污染，霍乱随之爆发。
经济崩溃夺走了最后一丝希望。疫情期间累积的债务、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国际援助缩减——博茨瓦纳的失业率已突破40%，年轻人在街区排着无法越过国境的狭长队伍。
所有这些灾难叠加在一起，像一张无形的网，将两国人民紧紧困住。而网中的人，有人用胶水麻醉自己，有人提前结束生命，有人只是在等待——等待死亡，或者等待一种不必等待的解脱。
温得和克的黄昏，霍乱隔离病房。
门外的黑暗中有人探进头来。是卫生部的调查员，穿着白色防护服，手里拿着登记簿。
“穆雄医生，第五区的霍乱疑似病例已经增加到了四十七例，”调查员的声音透过口罩嗡嗡的，“但试剂盒不够了，我们只能确认部分。”
穆雄医生没有回答。他正蹲在病房的角落里，给一个垂死的病人量血压。
病人是男性，大约四十多岁。曾经可能是强壮的人，但现在躺在那儿，像一张泄气的纸。他的皮肤黄得像蜡纸，眼窝深深地凹陷下去，嘴唇上的皮肤剥落一片一片——这是霍乱引起的严重脱水的症状。这种由水源污染和恶劣卫生条件引起的传染病，在纳米比亚全境爆发，仅在奥普沃地区就报告了18例疑似病例，9例确诊。
“医生，”病人的嘴唇动了两下，“我想……”
“别说话。”
“我想回家。”
穆雄闭上眼睛。
他一直在想这个“回家”的含义。在纳米比亚，如果一个人即将死去，“家”是一种奢望——他永远不会回到村庄，永远不会看到猴面包树下的篝火，永远不会听到邻村唱诗班黎明的歌声。唯一能回去的，是他出生的那片土地，但那是被埋的地方。
“我们会尽力。”穆雄说。这是他第七千二百六十八次说出这句话——每次都在撒谎，但每次都必须说。
病人闭上了眼睛。
血压还在往下掉。
调查员继续读着登记簿：“奥马赫地区报告了新的脊髓灰质炎病毒病例，没有确诊，但污水样本检测阳性。伦杜地区报道了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一例死亡。卫生部长要求我们……”
他停顿了一下。
“部长要求我们什么？”
“要求我们……优先为外国人提供服务。”
穆雄猛地抬起头。
“优先为外国人？”
这是一条命令——可怕、卑鄙却不能再清晰。在纳米比亚人自己像苍蝇一样死去的时候，官方的指令竟然是优先治疗游客和外籍居民。
他转过身，看着调查员的白脸，那张脸在白色口罩和白色防护服上方露出两只疲惫的眼睛。他的眼镜后反射出穆雄自己满是皱纹的脸——一张比他年龄还要苍老的脸，被疾病、绝望和愤怒撕扯得支离破碎。
“你先出去。”穆雄说。
调查员犹豫了一下。
“我说，出去。”
调查员合上登记簿，转身离开了隔离病房。塑料门帘在他身后滑落，发出清脆的声响。
病房里只剩穆雄和那个濒死的病人。
还有病房外候诊走廊里模模糊糊的呻吟声。那声音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遥远、模糊，却永远无法关掉。
温得和克的另一头，卡图图拉贫民窟的深处，玛丽亚的小卖部依然开着。
她卖的东西和两年前差不多——方便面、可乐、面包、便宜的肥皂和洗衣粉。但货架下面的箱子里，藏的东西变了。
以前是北边走私来的工业胶水，几十瓶塞在一起。
现在不一样了。
胶水仍然有，但卖家们开始开发“新产品”：将航空燃油掺入胶水中，兑出一种效果更强的混合液，瘾君子们称它为“红色”。“红色”的劲头比普通胶水强三倍，昏迷和猝死的风险也提高五倍。但对卡图图拉的瘾君子来说，一个风险的数字毫无意义——他们活在每一个当下。
还有含铅汽油。从北部边境的炼油厂用卡车走私进来，放进铁罐里分装。含铅汽油的毒性比无铅汽油更猛烈，吸入后能在几秒内产生强烈的兴奋感。长期吸食含铅汽油的人，会得再生障碍性贫血——骨髓停止制造红细胞，人像干枯的植物一样枯萎。
甚至止咳糖浆也变得流行。一些走私者从津巴布韦和南非进口含有可待因的止咳糖浆，在卡图图拉以每瓶两美元的价格出售。可待因是一种阿片类镇静剂，能缓解疼痛、抑制咳嗽。但当它被过量服用时，能产生与吗啡相当的欣快感，同时带来与海洛因同等的成瘾性。
玛丽亚今年四十二岁。她在这个街区住了二十二年。
她的第一个孩子十五岁，叫坦杜维。
是的，前面提到的坦杜维·卡桑达。就是那个拧开胶水瓶盖把鼻子塞进去的孩子。
玛丽亚知道他在吸胶水。
她知道已经两年了。
她知道胶水在大脑里溶解髓鞘——如果在墙壁上打一个孔，往里面倒一瓶胶水，等它完全蒸发，墙壁就会开始塌陷，石灰一块一块地往下掉，最终剩下一个空洞。坦杜维的大脑就是那面墙壁——正在坍塌，一块一块地，无声无息地。
但玛丽亚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她和坦杜维的父亲没有结婚，那个男人在坦杜维三岁时就搬走了。她一个人靠着经营小卖部的微薄收入拉扯大四个孩子。坦杜维吸胶水后，她把他送到康复中心，没钱。她把他送到教会救助站，工作人员对她摇摇头：“他的脑损伤已经是不可逆转的。”
“他还能活多久？”
“看情况。”
所以玛丽亚停下了。她不再试图阻止坦杜维吸胶水，而是选择在旁边看着他。看着他瘦，看着他抖，看着他忘记昨天说过的话，看着他那双曾经明亮的大眼睛变得浑浊、呆滞、像化不开的死水。
有时她会在晚上过去，趁坦杜维睡着的时候，替他掖掖毯子的角，擦掉他眼角流出的粘液。
今天傍晚，坦杜维摇摇晃晃地走进了小卖部。
他又瘦了。
玛丽亚看着他在昏暗的灯光下摸索着货架——他找不到那些东西了，视力已经开始模糊。他的眼睛瞪着那些瓶瓶罐罐，从可乐晃到驱蚊剂，又从驱蚊剂晃到那个藏着胶水的黑色塑料袋。
“妈，”他的声音很轻，“胶水……”
玛丽亚站在那里，柜台上面放着给这个街区所有人看的糖果、薯片和饮料。她看着儿子那张消瘦的脸，看着缠在脖子上的那个旧布条——他怕冷，哪怕室温三十度也怕冷，因为身体已经没有脂肪了。
“没有胶水。”玛丽亚说。
“妈，胶水。”
“我说没有。”
坦杜维的嘴唇开始抖动。不是因为生气，而是因为戒断反应。他开始冒冷汗，开始发抖，开始恶心得想吐。
“求你了，妈。”
玛丽亚转过身，把手伸进柜台下面的塑料袋。她拿出一瓶胶水——还是南非走私来的那种，还是那个散发着死亡气味的品牌。
她把它放在柜台上。
“给你。”
坦杜维曾经上学的地方，是姆帕瓜小学。
距离卡图图拉不远，在几排廉价公寓和商店之间，有一小块空地。操场上没有足球门框，只有一块用石头划出的球场。教室里没有十几张课桌，只有几个长条凳和一块掉漆的黑板。
但现在，两百多个学生只剩下一半不到。
老师们知道原因。不是因为缺勤，不是因为转学——那些字眼太轻了。孩子们只是不再来了。不再存在。
露西亚老师在这里教书十四年了。她看着这所学校从八十多个学生到现在的小班。但她现在站在讲台前面，看着空荡荡的教室，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力感。
“图梅洛？”
教室里的其他二十二个孩子齐刷刷地摇头。
图梅洛上周没来了。不是一两天，是一周。
露西亚知道图梅洛住在哪里——卡图图拉深处，一栋用黑色塑料布遮窗的棚屋。她去过，那地方没有门牌号，只是些贴着标记“某某家”的破旧铁片。
“他妈妈得了艾滋病，”露西亚对副校长西蒙斯说，“图梅洛在照顾她。”
副校长的回答比肺痨患者的咳嗽更短促：“通知社会福利部。”
但社会福利部不接电话了。
不是因为电话出了故障，而是因为社会福利部的员工自己都辞职了——有的自己生病，有的照顾生病的孩子，有的干脆离开了这座城市。
“流行病”这个词，在社会福利部的工作表上变成了“结束”。
图梅洛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他足够幸运能在某个角落活着，他可能正在吸胶水。如果他足够不幸，他已经死了——成为某个无名的、没人认领的尸体，被埋在某个没有墓碑的土堆下。
旱季结束的那天，暴雨如注。
去年年底南部非洲经历了拉尼娜现象，今年年初大部分地区又遭遇了强对流。洪水席卷了整个非洲，刚果盆地、赞比西河谷，连纳米比亚常年干旱的库内内地区也发了洪水。洪水冲垮了房屋、淹没农田、污染水源。霍乱在洪水后迅速蔓延。
北部地区的奥汉圭纳，一所卫生诊所被洪水切断补给。下雨的第一周，药物的供应断了。第二周，食物断了。第三周，什么都没有了。
在开阔的空地上，雨后形成水坑。蚊子在水中产卵——疟疾传播者在这些临时繁殖地里大量滋生。
纳米比亚的疟疾感染率，在短短三个月内翻了一番。
穆雄医生在温得和克看不到疟疾——温得和克海拔较高，疟疾病例比北部少得多。但他看到的是从北部乘大巴赶来的病人。他们的体温高达四十度，呕吐、颤抖，皮肤黄得像苦楝树皮。
“我们没有足够的青蒿素，”护士卡琳告诉他，“仓库里的存货只够两周。”
“两周后呢？”
卡琳没有回答。
在奥汉圭纳的临时诊所里，人们把尸体堆在门外的空地上。
不是因为没有棺材——棺材是可以砍树做的。而是因为没有足够的人手去挖坑。
几个幸存者轮流用铁锹艰难地在硬地上挖坑。雨水淋湿了棺材，湿透了寿衣，冲走了他们最后的尊严。
里安古·马孔戈是当地的巫医，也是墓地看守人之一。
“过去的几个月，”他坐到一块石头上，肩上扛着铁锹，“我已经埋了三百多个人。”
三百多个人。这只是一个村子。
“有老人，有年轻人，有孩子。”他说，“有些人是疟疾，有些人是艾滋病，有些人是吸毒过量。还有一些人……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他们只是……不再呼吸了。”
“他们只是不再呼吸了。”这句话，像一首挽歌。
玛丽亚不再进货了。
她的小卖部货架上空了一半，玻璃瓶蒙了一层灰。市政的水管维修了，三天没水，她的洗手池是发黄的泥浆。
坦杜维蜷缩在墙角，嘴唇干裂，布满创面的手掌里空空的。
他的眼睛已经出了严重问题。甲苯中毒导致视神经萎缩，光线像从薄纱中透过来，模糊、遥远、不真实。
“妈，”他眨着眼睛使劲聚焦，“外面有人吗？”
玛丽亚没回答。她在看着窗外——街上有一个瘫倒在地的人，衣服破得像渔网，双手抓着自己的脸。
那是登克——坦杜维以前的伙伴之一。他吸胶水已经四年了，比坦杜维多两年。他看起来像个五十岁的男人，肌肉萎缩，关节扭曲。
登克已经不省人事了。他倒在地上的垃圾堆里，像一个被丢弃的液体瓶。
玛丽亚没有去帮忙。
不是不想，是不能。她的腿肿了——肝功能正在衰退。她有一种感觉，自己的身体也在某处破损，像一艘船，船底有洞，水正慢慢地、无声地渗透进来。
坦杜维已经没动静了。
“坦杜维？”她叫了一声。
没有回答。
玛丽亚走到他身边，蹲下来，伸出手摸他的脸。
冰冷的。
坦杜维·卡桑达，在吸食工业胶水两年多后，于十五岁那年秋天死在了卡图图拉贫民窟小卖部的水泥地上。
他的手臂僵硬地伸着，手指还握着一个空的胶水瓶。
玛丽亚抱着儿子冰冷的身体，在漏雨的棚屋里坐了一整夜。
她不想哭，也没哭。因为她觉得，儿子的死不是昨天晚上的事——它发生得更早。也许在他第一次把鼻子塞进胶水瓶的那天，也许在他第一次因为戒断反应在街头浑身发抖的那天，也许在某一个她无能为力的普通日子，坦杜维就已经死了。
她只是没有去埋葬他。
天亮了。
雨停了。
玛丽亚站起来，用一块旧布裹住儿子的身体，扛在肩上，走进了卡图图拉泥泞的巷子。
“你要去哪儿？”隔壁的玛拉问她。
“带他回家。”玛丽亚说，头也没回。
但她没有家可以回——坦杜维的父亲失踪了，她的父母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去世。她埋葬儿子的地方，将只是一片被雨季冲刷的沙地，没有墓碑，没有名字，没有任何标记能够宣告这里曾经有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在这个绝望的时代里，挣扎过、疼痛过、结束过。
博茨瓦纳的首都哈博罗内，一座新兴的非洲城市，曾经是非洲经济发展的奇迹。钻石出口带来的财富没有被少数精英瓜分——看病免费、上学免费、连农村家里的祖母都能领到养老金。
但现在不一样了。
钻石价格在国际市场暴跌——不是因为战争，而是因为经济衰退。需求减少，库存过剩，博茨瓦纳的国库收入缩水了百分之四十。
政府宣布财政紧缩措施。医疗预算削减百分之三十。教育预算削减百分之二十五。社会保障支出砍掉一半。
“我们只是暂时节流。”财政部长的电视讲话听起来挺有道理。
但“暂时”是什么意思呢？
在大多数博茨瓦纳茨瓦纳人的字典里，“暂时”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在乔贝地区，情况尤为严峻。毒品滥用和成瘾案件在乔贝地区激增，卫生管理部门发出警告，呼吁紧急干预。
疾控所的医护人员在处理普通流感时都要戴上两层口罩——不是怕流感，而是怕不知道的人的血。艾滋病感染率38.3%意味着每次打针、每次抽血、每次手术，都可能是接触阳性血液。哪怕一点微小的伤口，都可能带来感染风险。
护士马波的女同事怀孕八个月，仍在夜班值班。她给一个吸毒过量昏迷的病人抽血，针头扎偏了，戳到自己手指。
四个小时后，预防性抗逆转录病毒药物送达。
但她的丈夫不让她回家。
“你怎么知道那针头是干净的？”
“你肯定被感染了，你去你妈家住，别把病毒带给我和孩子。”
她蹲在医院走廊的角落，哭了整整四个小时。
据说博茨瓦纳人口约247万，但你能在街上走一整天，看到的活人不到这个数字的零头。
人们去哪儿了？
他们死在屋里了。
在博茨瓦纳弗朗西斯敦的第12消防站，消防员肯尼每天的任务之一是“破门收尸”。
指令从哪里来——邻居闻到了气味。
“上个星期我一共去了六次，”他对朋友说，“有三次是胶水中毒，两次是艾滋病，一次是疟疾。”
“有活着的吗？”
“没有。”
其中一间房子的门被强行打开时，屋里散发出的气味让三个人当场呕吐。尸体已经躺了两周，邻居们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报了警。
“我们进来的时候，地上到处都是胶水瓶。”肯尼说。“死者是一个大约二十岁的女人。她的嘴里塞着布——可能是怕自己在昏迷中咬断舌头。她的嘴唇上全是血渍，手指甲里全是抓挠墙壁的痕迹，死前应该挣扎了很久。”
她的床头柜上也有一张照片——一个穿着校服的女孩，大概十几岁，笑得阳光灿烂。
肯尼把照片递给同事。
“这是一个人的过去。”他说。
“她现在去哪儿了？”
肯尼不说话了。
哈博罗内东部一间荒废的中学教室里，阳光通过破碎的玻璃窗照进来，照在涂鸦密布的黑板上。
黑板上用粉笔写着一行字，字迹歪歪扭扭：
毒品不是答案。
但生活没有出卷人。
下面是更潦草更小的一行：
再见世界。
我是铂。
某年某月某日。
铂。
bots的普拉，是班图语中的“雨”。铂，意味着雨水，意味着希望。一个把自己取名为“雨”的孩子，在这块黑板上写下了告别词。
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没有人告诉他，这样的告别不会被任何人收到。因为来看这间教室的人已经不多了。
今年只剩下几十人。
明年可能只剩下几个人。
再过几年，可能没有人了。
外面的阳光很好，风从窗户里吹进来，吹动黑板上一张写满名字的死难者名单。有些名字用笔划掉了——他们可能还活着，也可能已经移居国外，也可能只是不存在了。
这张名单很长，从教室的一头贴到另一头。
它还会更长。
博策·马普多牧师在博茨瓦纳安葬了三百多人。
“我也不想记，”他对来访的记者说，“但我记得脸。”
他从事殡葬业二十年，博茨瓦纳的每一条街巷他都走过。
但这两年，工作量陡增。他的殡仪馆棺材不够用了，开始用薄木板钉盒子。薄木板不够用了，开始用白色裹尸布直接下葬。
“死因？很多。胶水。航空燃油。艾滋病。疟疾。最近有个小孩喝止咳糖浆上瘾，一次喝了半瓶含可待因的止咳糖浆，第二天早上发现他时，人已经没气了。”
最让他难受的那次，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
那个孩子吸了两年航空燃油。骨瘦如柴，皮包骨头，体重只有二十公斤。他被送到殡仪馆时，嘴巴闭不上，牙齿露在外面——牙龈已经发黑坏死。
马普多牧师整晚没有合眼。他坐在灵堂里，坐在那个孩子的棺材旁边。棺材只有一米长，用几条旧木板钉的，木材上还残留着原来的油漆，不知来自哪家工厂的包装箱。
“我坐了一整夜，”他说，“想不明白这个世界怎么了。”
他想了很久的“怎么了”。他想不通什么叫“怎么了”。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吸航空燃油死了，这可能是“怎么了”——可能是贫穷，可能是无知，可能是没人管教，可能是父母也吸毒，可能是这个社会的每一根支柱都在腐蚀这个孩子的生命。
他想了很多可能的原因，但最后剩下的一个问题只是：这个世界应该让人活下去，但为什么它不？
六月。旱季。温得和克。
穆雄医生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摆着一本黄色账簿——纳马语的“疫历”，记录着今年以来的死亡病例。
“艾滋病死亡：四千七百二十三例。”
“疟疾死亡：一百七十一例。”
“霍乱死亡：二十九例。”
“肝炎死亡：十六例。”
“麻疹死亡：七例。”
“猴痘死亡：一例。”
“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死亡：一例。”
但这些只是数字。它们不会尖叫，不会求救，不会在临终前说“我想回家”。
办公室的座机响了。
卫生部的官员詹姆斯·姆温德瓦。
“穆雄医生，部长请你周末参加紧急会议。联合国和国际卫生组织的人会来。”
“什么议题？”
沉默。
“人口数据的事。”
詹姆斯似乎不太想多说，“他们发现了我们的报告……他们不太接受之前的说法。”
穆雄当然记得“之前的说法”。那是三个月前的简报，标题是“纳米比亚人口数据解读——统计误差与调整”。
当时内审会议开了半天，最后办公室主任亲自改的措辞，用“统计口径差异”替换了“死亡大幅增加”。“增长放缓”替换了“人口下降”。“可能调整到了更准确的基线”替换了“近六十万人消失”。
办公室里有人在桌下跺脚，有人在旁边喝水，没有人看彼此的眼睛。
“好的，我会去的。”穆雄说。
他挂断电话，拿起桌上的笔记本，翻到第一页。
那是他在疫情开始前写过的一句话：
“医生的职责不仅是治病，而且是见证苦难，并保持沉默。”
但现在，他不想保持沉默了。
姆帕瓜小学的空置率又增加了。
不止空置——是“消失”，彻底的消失。
露西亚老师的班级从二十三人变成了十四人。
整整九个孩子走了。没有人知道自己将去看什么。家长们有的死于艾滋病，有的死于疟疾，有的死于吸毒过量，有的死于霍乱。孩子们失去监护人后无处可去，有的投靠远亲，有的流落街头，有的直接被社会福利部门带走——而社会福利部门已经彻底瘫痪。
露西亚站在讲台上，下面的孩子只有十四个了。
这些孩子的脸她认得——有的已经有发烧迹象，有的已经在咳嗽。她要努力地看清楚他们，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也会从她的教室里消失。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讲……讲梦想。”她说，“你们长大后想做什么？”
沉默。
一个女孩举手：“老师，我妈妈说我活不到长大。”
教室里安静得可怕。
露西亚张了张嘴，想说“不，你会长大的”，但这话堵在喉咙里，吐不出来。
因为她知道那个女孩的母亲说的是事实。
在纳米比亚，在博茨瓦纳，在这个被毒品、艾滋病、疟疾和气候灾害撕裂的南部非洲，孩子们的未来不是一个可以谈论的话题。
他们活在当下——如果他们能活在当下的话。
“那么，”露西亚轻声说，“我们来讲一个关于明天的故事。”
“好不好？”
没有孩子回答。
教室里只有咳嗽声，轻轻地震动着挂在墙上那张掉了色的世界地图。
尾声
一年后。
纳米比亚，温得和克。卡图图拉贫民窟。
玛丽亚的小卖部已经关了。铁皮门用一条生锈的铁链拴着，门板上用粉笔写着“搬迁”。没有人知道她搬到了哪里，也没有人打听。
三个月前，她接二连三地失去了两个孩子。坦杜维死于胶水，一岁的小儿子莱拉死于疟疾。她的第三个孩子十二岁的肯尼被社会福利部门带走——不是因为她虐待孩子，而是因为她的艾滋病发作，孩子无人照顾。
玛丽亚最后在街头消失了。有人说她去了奥希科托的农村老家，有人说她去了沃尔维斯湾的渔村，也有人说她在温得和克某个角落的胶水瓶里找到了“红”。
没有人去找她。
因为大家都在忙着——忙着活着，忙着死去，忙着用胶水瓶里的液体填满自己肺里最后一口气。
门板上粉笔褪了颜色，字迹模糊。
一年前有人在那里写着“胶水10元”，现在只能隐约看见模糊的笔迹。
风从沙漠吹来，把铁皮门吹得咣当作响。
夕阳西下，影子拉长。
又一个孩子在街角坐下，拧开一个散发着刺鼻气味的塑料瓶。
世界照常运转。
雨，终究没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