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风卷着梧桐絮扑在“特调九局”的铜牌上，林野将车停在老城区巷口，抬头望了眼斑驳的墙——“红星机械厂职工宿舍3号楼”，门楣上的红漆早褪成灰白，像道未愈的旧疤。
“这就是报社说的‘哭楼’？”新调入的实习生小夏攥着笔记本，指尖泛白，“住户说每到阴雨夜，三楼走廊就有女人哭，哭够了就有人发烧住院，上周急诊收了三个，症状都是寒战、说胡话。”
林野推开门。楼道里霉味呛鼻，墙皮剥落处露出暗红的砖，像凝固的血。三楼转角处的声控灯忽明忽暗，他抬手按亮廊灯，昏黄光线里，墙根堆着半筐煤球，水泥地上有星点水痕，顺着踢脚线蜿蜒到尽头——302室门前。
“302室的王奶奶上周三突发肺炎，现在还在IcU。”社区主任搓着手，“她总说听见有人喊‘还我清白’，我们劝她别信，可……”
门开了条缝，穿病号服的老太太扶着门框，浑浊的眼睛直勾勾盯着林野：“同志，那东西又哭了，你们得把她带走！”
第七档案室的台灯亮到凌晨三点。林野翻着三十年前的旧案卷，纸页脆得像蝉翼。
“1993年冬，红星厂女工周淑芬坠楼身亡。”老周戴着花镜念道，“当时认定为抑郁自杀，可遗书字迹歪扭，不像本人。她丈夫李卫国后来调去省城，再没回来。”他推了推眼镜，“对了，周淑芬死前三天，车间丢了批精密零件，保卫科查了半个月没结果。”
窗外炸响惊雷。林野盯着案卷里周淑芬的照片——二十来岁，扎着麻花辫，笑起来有虎牙。照片背面有行铅笔字：“12月15日，他说要离婚，可孩子才半岁。”
“监控组怎么说？”他问。
“302室上方的水箱有异常。”苏明调出热成像图，“每晚十一点到凌晨一点，水箱附近温度比其他区域低8度，像……有团冰在烧。”
林野起身套上防化服：“今晚蹲守。”
子时的宿舍楼像具沉默的巨兽。林野和苏明躲在水箱旁的储物间，红外望远镜里，302室的门缓缓打开。
穿月白棉袄的女人飘出来。她头发湿漉漉贴在脸上，赤着脚，每走一步，地面就渗出水痕。走到楼梯转角时，她突然仰头，喉咙里发出细弱的呜咽：“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她在说什么？”苏明攥紧记录笔。
“录下来了。”林野按下录音键，女人重复着这句话，声音越来越清晰，像是穿透了三十年的时光。
凌晨两点，女人消失在水箱后方。林野摸出随身携带的罗盘，指针疯狂旋转，最终停在一个方向——墙里。
“拆墙。”他对跟进来的技术组说。
冲击钻响起时，墙内的潮湿气息扑面而来。剥落的石灰层下，露出半截褪色的蓝布，上面绣着并蒂莲。老周小心揭开布，下面是个铁盒，装着封发黄的信和枚银镯子。
信是周淑芬写的：“卫国，我没偷零件。他们逼我顶罪，说离婚协议在我这儿。孩子发烧了，我求你回来看看……如果我死了，你要替我洗清冤屈。”
银镯内侧刻着“淑芬”二字，和档案里李卫国的报案记录吻合——他声称妻子自杀时，戴的就是这只镯子。
“当年保卫科的人呢？”林野问社区主任。
“王主任去年走了，不过他儿子在这儿。”主任喊来个穿快递服的中年男人，“我爸临终前说过，那批零件其实是李卫国自己拿的，他和厂长分赃不均，反咬周淑芬一口。”
真相在晨光中摊开。
三十年前，李卫国勾结厂长倒卖零件，怕周淑芬发现，故意伪造她出轨的证据，逼她离婚。周淑芬察觉不对，想揭发时，李卫国联合保卫科给她下了安眠药，伪装成自杀。周淑芬坠楼前挣扎着留下血书，却被厂长销毁。
“她的魂被怨气困在镜像里。”老周合上档案，“每到阴雨夜，阳气弱，她就出来喊冤，吸收活人的生气维持形质。”
林野握着那只银镯，走向302室。王奶奶的孙子正守在床前，见他进来，忙递过周淑芬当年的日记本：“我奶奶说这是阿姨留下的，让我们一定要交给警察。”
日记最后一页写着：“如果我走了，孩子，妈妈对不起你，但妈妈相信，总有人会看见真相。”
林野将日记和银镯放在窗台。午后的阳光斜照进来，照在“淑芬”二字的刻痕上。
当晚，宿舍楼再没响起哭声。
一周后，结案报告封存进第七档案室。林野整理案卷时，一张泛黄的照片从周淑芬的资料里滑落——她和婴儿的合影，女人笑得很温柔，婴儿攥着她的衣角，像在抓什么。
照片背面是新写的备注：“周淑芬魂魄已散，善后事宜由家属处理。”
窗外的梧桐叶沙沙作响，林野摸出兜里的银镯，轻轻放进证物柜。锁扣咔嗒一声，像是给某个漫长的故事划上了句号。
但有些事，永远不会真正结束。比如档案室的铁皮柜里，永远有新的编号在等待填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