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2月的仰城，刚成立的兴南政府总部里，灯火彻夜未熄。楚阳站在巨大的兴南地图前，手指划过曼城、勃城、掸城的广袤土地，这些标注着“待开发荒地”的区域，在他眼中是兴南未来的希望。
“没人，再好的蓝图也是一张废纸。”楚阳对着围坐的内阁成员说，声音因连日操劳有些沙哑，却字字铿锵，“从明天起，启动‘华夏根系’移民计划，每年至少从华国引进180万移民——农民、工匠、教师、医生，只要愿意来，我们就给他们家，给他们希望。”
地图旁摊着内政部连夜拟定的《移民安置细则》，每一条都透着楚阳的决心：
- 土地分配：每人1.5亩耕地，一户至少3亩，三年内免征农业税；
- 住房保障：每户60平方米砖瓦房（过渡期先住竹屋），由政府统一建设；
- 就业安排：有技能者对口安排工作，无技能者由政府组织培训，确保每户至少一人就业；
- 子女教育：移民子女优先入学，小学至初中免费，课本文具由政府发放；
- 医疗保障：移民享受免费基础医疗，疟疾、霍乱等传染病药物全额补贴。
杨金秀看着细则，有些担忧：“楚阳，180万移民，每年的安置成本至少2000万兴南元，还要派军队护航，压力太大了。”
楚阳拿起桌上的一份华国灾情报告——1930年的华国，湘南、赣南等地遭遇大旱，无数农民流离失所。“压力再大，也得扛。”他指着报告，“华国有千万饥民，我们有千万亩荒地，这是双赢。这些移民，会是兴南最坚实的根。”
1930年12月25日，兴南内政部驻华招募处在昆明、贵阳、长沙、广州等地同时挂牌，第一张“兴南移民招募告示”贴满了华国南方的乡镇集市。告示末尾，楚阳亲笔写下的“兴南是家，欢迎回家”八个字，像一束光，照进了无数苦难者的心里。
1931年1月的湘南乡下，寒风卷着尘土，吹得村口老槐树的枯枝呜呜作响。王树根蹲在自家漏风的土坯房里，看着灶台上空空的米缸，眉头拧成了疙瘩。地主昨天又来催租，把租子从五成涨到七成，去年秋收的粮食刚够交租，再过几天，一家人就要饿肚子了。
“他爹，要不……咱去试试？”妻子李桂兰抱着裹得严严实实的王小根，声音带着试探。她手里拿着一张皱巴巴的告示，是昨天去镇上买盐时从布告栏上揭下来的——“兴南招募移民，分田分房，政府安置”，落款是“兴南内政部驻华招募处”。
王树根接过告示，手指反复摩挲着“分田分房”四个字，心里又惊又疑。活了五十年，他从没听说过“官府给百姓分地”的事，莫不是骗子？可看着米缸里的几粒米，看着儿子冻得发紫的小脸，他咬了咬牙：“死马当活马医，去试试！”
第二天一早，王树根揣着仅有的5个铜板，带着妻子和儿子，踏上了前往长沙招募处的路。一路上，遇到了不少和他们一样的流民，都是冲着“兴南”来的。有做木匠的张师傅，有会织布的刘大姐，还有读过两年私塾的年轻先生陈秀才。
十几天后，他们终于赶到长沙招募处。那是一间宽敞的院子，门口挂着“兴南内政部长沙招募站”的木牌，工作人员穿着整齐的制服，正有条不紊地给流民登记、发号。
“姓名、籍贯、会做什么？”登记的工作人员抬头问王树根，语气平和。
“王树根，湘南衡阳人，会种地，有力气。”他紧张地回答，手不自觉地攥紧了衣角。
工作人员低头在表格上记录，然后递给他们三张红色的“移民资格证”：“拿着这个，去隔壁领衣服和路上的干粮，三天后在城外集合，有车队送你们去云南腾冲，再转车去兴南。”
领物资的时候，王树根又惊又喜——工作人员给了他们每人两套蓝布衣服、一双胶鞋，还有一个装着10斤干粮的布袋。“这……这都是免费的？”他不敢相信地问。
“对，都是政府给的。”工作人员笑着点头，“到了兴南，还有更多好处等着你们。”
1931年2月10日，王树根一家和其他500多名移民一起，坐上了前往彩云的卡车。当卡车驶离长沙城时，他回头望了一眼熟悉的家乡，心里虽有不舍，却更多了几分期待——也许，这一次，真的能活下去，能过好日子。
1931年2月的滇缅公路，正午的太阳毒辣得像烧红的烙铁，路面的尘土被晒得滚烫，车轮碾过，扬起的灰雾呛得人直咳嗽。王树根坐在改装过的军用卡车车厢里，怀里紧紧抱着装着稻种的蓝布包——那是他从老家带来的唯一念想，去年秋收的稻种颗粒饱满，他盼着到了兴南，能把这好种子种在属于自己的地里。
车厢里挤满了移民，每个人都背着沉甸甸的行囊，脸上沾着尘土，却没人抱怨。王小根踮着脚扒着车栏，小脸上满是好奇，一会儿指着路边高大的橡胶林问“爹，那是什么树”，一会儿又盯着远处山间的炊烟发呆。
“爹，兴南真的有地给我们种吗？”王小根的声音被风吹得发颤，带着怯生生的期待。在老家，地主家的地连碰都不让他们碰，他实在不敢相信，到了兴南就能有自己的地。
王树根粗糙的手掌摸了摸儿子的头，又指了指自己胸前别着的红色“安置证”。那是三天前在腾冲移民中转点领到的，硬纸壳封面印着烫金的“兴南内政部”印章，里面用毛笔写着他的名字、籍贯，还有一行清晰的黑体字：“分配耕地1.5亩\/人，住房60㎡，家属随迁，子女优先入学”。
“放心，这上面盖了官印，作数的。”王树根说得笃定，指尖却不自觉地攥紧了安置证——他还是怕，怕这是一场空欢喜。
车队走得很慢，沿途每隔50公里就有一个“兴南移民临时补给站”。补给站里有清水、干粮，还有穿着白大褂的医生给移民们量体温、发防疟疾的药。有一次，车队遇到了塌方，路被堵了整整一天。王树根正担心断粮，就看到几辆军用卡车拉着粮食和水赶来，带队的军官说：“楚主任交代了，就算天塌下来，也不能饿着移民乡亲。”
后来王树根才知道，为了保障移民车队的安全，杨金秀调派了3万兴南自卫军，沿着滇缅公路分10段布防。每段都有3000名士兵、2辆装甲车、10门迫击炮，山林里还藏着暗哨，专门防备戴英的残余武装和土匪。
半个月前，一支移民车队在曼城附近遇到了戴英残余武装的袭击。负责护航的士兵硬是凭着步枪和迫击炮，打了三个小时，把敌人打跑了，移民们没伤一个。从那以后，每个补给站都加派了兵力，铁丝网围得更密了，巡逻的士兵也更频繁了。
“有当兵的保护，我们放心。”同车厢的张木匠笑着说，“我表叔去年来兴南，就是这么过来的，现在在曼德勒盖房子，一个月能挣8个兴南元呢！”
听着这些话，王树根心里的忐忑渐渐少了些。他看着车窗外不断后退的山林，想着安置证上的承诺，想着儿子能上学，想着自己能有一亩三分地，嘴角不自觉地露出了一丝笑意。
1931年2月28日，车队终于抵达滇缅边境的“兴南第一中转安置站”。夕阳西斜，把天边的云彩染成了橘红色，安置站的木栅栏上挂着“兴南欢迎你”的蓝底白字横幅，红绸带随风飘动，看着格外热闹。
穿着藏蓝色制服的内政部工作人员举着铁皮喇叭喊：“各位乡亲，辛苦啦！先去医疗点体检，领防疟疾的药，再去粮库领口粮，今晚住这儿，明天一早就能进兴南啦！”
王树根抱着稻种，牵着王小根跟着人流往医疗点走。医疗点是几间竹屋，门口挂着“兴南卫生部临时医疗站”的木牌，年轻的医生正忙着给移民们量体温、发药片。一个戴眼镜的医生用湖南话对王树根说：“大叔，这是磺胺，防疟疾的，每天一片，开水送服，别弄丢了。”
王树根接过锡箔包装的药片，心里猛地一酸——在老家，只有地主家人生病才舍得吃药，他这辈子感冒发烧都是硬扛。他小心翼翼地把药塞进贴身的口袋，又按了按，生怕掉了。
从医疗点出来，王小根突然指着远处喊：“爹！你看！铁甲车！”王树根顺着儿子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两辆绿色的装甲车停在高地上，士兵们背着步枪巡逻，腰间别着手榴弹，眼神警惕地盯着四周。
“这是保护我们的兵。”旁边的陈秀才笑着解释，“兴南主任楚阳说了，移民是兴南的根，绝不能让我们受欺负。”
粮库里的景象让王树根惊呆了——大米堆得像小山，工作人员用大秤给每户称口粮。“大叔，你家三口人，领三天的，13.5公斤。”工作人员一边说，一边把大米倒进他的布袋里。
王树根接过沉甸甸的布袋，眼泪差点掉下来。这袋米够他们吃半个月了，在老家，就算丰收年也不敢这么敞着吃。“谢谢官老爷！”他连连道谢，声音都在发颤。
深夜，王树根一家住在安置站的竹屋里。竹屋铺着干草，虽然简陋，却比一路上的风餐露宿强多了。王小根已经睡着了，小脸上带着笑，大概是梦到了新家。王树根躺在竹床上，听着隔壁移民的交谈声——有人说要去农具厂做工，有人说要去盖房子，陈秀才说要去学校当老师。
他摸了摸怀里的稻种，又摸了摸安置证和磺胺药片，心里的不安终于消散了。他想起招募处的人说，楚阳主任为了让他们顺利来兴南，专门去华国谈了好几次，不仅争取到了政府组织移民的政策，还和华国达成了“物资互助”——兴南给华国棉布和磺胺，华国支持移民赴兴南。
“楚阳主任是好人啊。”王树根小声对妻子说，“咱们这次，真是来对了。”
第二天一早，车队继续出发。当卡车驶过刻着“兴南”二字的界碑时，王小根兴奋地跳起来：“爹！我们到兴南啦！”王树根探出头，看着界碑上鲜红的字，眼眶突然湿润了。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们的人生，要不一样了。
1931年6月的曼城移民安置区，比王树根想象的还要热闹。10家纺织厂拔地而起，烟囱冒着白烟，机器的轰鸣声远远就能听到；成片的砖瓦房正在建设，工人们忙着砌墙、盖顶；远处的田野里，已经有移民在耕种属于自己的土地。
内政部的工作人员按照“技能匹配”给移民分配去处。王树根因为会种地、有力气，被分到第三纺织厂当搬运工，每天工作8小时，月薪8兴南元；李桂兰心灵手巧，被分到安置区粮库登记粮食发放，月薪6兴南元；王小根则进了安置区的国立小学，背着免费的蓝布书包，每天蹦蹦跳跳去上学。
第一次领到工资时，王树根拿着崭新的兴南元，反复摩挲着正面的兴南地图和背面的稻穗、工厂图案，激动得说不出话。这钱上印着的，是他的新家，是他从未敢想的“踏实”。
“爹，你看！我得了小红花！”王小根放学回来，举着作业本跑进门。作业本上，老师用红笔画了一朵小红花，旁边写着“兴南是我家”。他还兴奋地说：“老师教我们唱《兴南之歌》，我教你唱好不好？‘兴南土地宽，我们把家安，种地又做工，幸福万万年……’”
王树根笑着点头，看着儿子认真唱歌的样子，又望向窗外——他家分到的60平方米砖瓦房下个月就能入住，地里的稻种已经发芽，妻子在粮库的工作很顺心。他忽然觉得，这一路的颠沛流离，所有的忐忑不安，都值了。
而此刻的仰城总部，楚阳正看着内政部送来的移民报告：“1931年上半年，接收华国移民90万人，安置就业率92%，移民满意度88%。”他拿起笔，在报告上批下“继续加快安置进度，确保年底完成180万移民目标”，然后抬头望向窗外。
仰光的阳光正好，港口的船只往来繁忙，工厂的机器轰鸣不绝，无数像王树根这样的移民，正用汗水浇灌着兴南的土地。楚阳知道，兴南的根，已经扎下去了；兴南的未来，正在这些普通人的手里，慢慢长成参天大树。
1931年的夏天，曼城的田野里，王树根种下的稻种抽出了嫩绿的秧苗；安置区的教室里，王小根和其他移民孩子一起朗读课文；纺织厂的车间里，王树根和工友们搬运着布匹——一个崭新的兴南，正在这烟火气里，悄然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