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5月的柏林，纳粹党徒的褐色制服成了街头最醒目的颜色，“复兴德国”的标语贴满了墙壁。杨金秀以“楚阳夫人、兴南军委秘书长”的双重身份，住进了阿德隆酒店。她的行李箱里，除了外交礼服，还有两份绝密文件——《中德军工合作协议》《石油与军工材料交换方案》（为此楚阳准备全力和美国石油公司合作全力开采以前购买的东德克萨斯油田石油）。
此时的希特勒刚成为德国总理，正秘密违反《凡尔赛条约》扩军，急需石油、海外基地和军工合作；而兴南需要德国的坦克、火炮技术，以及化工生产工艺。这场谈判，是“各取所需”，也是“刀尖上的舞蹈”。
谈判地点选在柏林总理府的密室里。希特勒坐在主位，身边是空军总司令戈林和陆军总参谋长冯·布隆贝格。杨金秀一身墨绿色军装，肩章上的星徽闪闪发亮，举手投足间既有外交家的从容，又有军人的锐利。
“兴南愿意每年向德国供应50万吨石油，其中30万吨抵消技术费用，20万吨以黄金结算。”杨金秀开门见山，同时推过去一份石油开采报告，“我们在我们购买的美国土地上发现了油田东德克萨斯油田）年产量可达180万吨，足以满足德国的需求。”
希特勒的眼睛亮了——石油是德国扩军的“生命线”，而兴南的石油，能解德国的燃眉之急。但当他看到“坦克生产线转让”的条款时，眉头皱了起来：“《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转让军工生产线，一旦被协约国发现，德国会面临制裁。”
杨金秀早有准备，她从公文包里拿出另一份《中德联合军工基地协议》：“我们可以在曼城北部建设秘密军工基地，兴南出资建厂房、提供场地，德国派工程师指导生产，坦克优先供应德国，多余的归兴南。此外，兴南还能帮德国从华国采购钨砂、铬矿等禁运材料。”
这个提议正中希特勒下怀。他沉默片刻，突然拍桌大笑：“杨秘书长，你很懂谈判！这场合作，对德国和兴南都是双赢。”
1. 坦克生产线：德国以1200万美元转让panzer II坦克全套生产线，包括装甲钢冶炼技术、炮塔铸造工艺、发动机组装图纸；
2. 联合军工基地：曼城北部划拨1000亩土地，建设基地生产迫击炮、重机枪和坦克零部件，德国派遣50名克虏伯工程师驻场；
3. 石油与材料交换：兴南每年供应50万吨石油，帮德国采购钨砂、铬矿；德国则提供军工技术支持，协助兴南培训军工人才。
为了保密，所有资金通过瑞士银行秘密账户流转，生产线设备从汉堡港出发时，全被伪装成“农业机械”，船舷印着“德国农业设备出口公司”的字样，绕开协约国的检查点，经地中海、印度洋驶向仰城。
除了生产线，杨金秀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招募德国军工与化工人才。1932年的德国，经济低迷，很多专家因工厂倒闭失业，生活窘迫。杨金秀开出的条件堪称“天价”：薪资美国标准的1.5倍150美元（工人）其他工程师也按1.5倍，（实在没查到工程师具体工资水平，德国到底值多少马克也是网上无法具体查到）
- 福利：免费住房、家属医疗、子女德语学校名额，每年2个月带薪休假，往返德国的船票由兴南承担；
第一个响应的是汉斯·科勒。他曾参与德国U-Ix潜艇的设计，因海军削减预算失业，家里三个孩子连面包都快买不起。当杨金秀找到他时，他正在整理图纸，准备放弃军工行业。“兴南能让我继续设计潜艇吗？”科勒的声音带着期待，杨金秀点头：“我们不仅需要潜艇设计，还需要你培养兴南的潜艇工程师。”科勒当场答应，带着全部图纸和工具，加入了兴南团队。
奥托·舒尔茨是德国着名的火炮专家，曾在克虏伯公司负责150mm重炮研发。他对《凡尔赛条约》限制德国军工感到失望，认为自己的才华无处施展。杨金秀找到他时，他正在家里浇花——那是他失业后唯一的爱好。“兴南有一座火炮工厂，需要你的技术。”杨金秀递过去一份研发计划，“我们计划研发122mm榴弹炮，希望你能担任总设计师。”舒尔茨看着计划，眼里重新燃起了光芒：“我愿意去兴南，让我的火炮设计重见天日。”
在两个月内，杨金秀招募了100多名德国专家，涵盖坦克、火炮、潜艇、化工等多个领域。这些人大多是德国军工界的精英，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技术积累。1932年9月，他们分批抵达兴南，当看到仰城北部正在建设的联合军工基地时，都感到震惊——现代化的厂房、先进的研发设备、专门的生活区，甚至还有一家德国餐厅，“这里比德国的工厂还要好。”舒尔茨感慨道
除了军工，杨金秀还盯上了德国的化工技术。1932年的德国，巴斯夫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化工企业，掌握着合成氨、染料、农药的核心技术，但受大萧条影响，公司订单锐减，急需海外市场。
杨金秀秘密拜访了巴斯夫总裁卡尔·博世。她提出的合作方案直击要害：“兴南以800万美元收购巴斯夫闲置的合成氨生产线与农药技术授权，同时承诺未来五年每年从巴斯夫采购100万美元的化工原料；巴斯夫需派遣20名化工工程师赴兴南，帮助我们搭建生产线、培训技术人员。”
卡尔·博世犹豫了——合成氨技术是巴斯夫的核心机密，一旦转让，可能培养出竞争对手。但大萧条的压力让他不得不妥协：闲置生产线每天都在消耗资金，兴南的订单能缓解公司的现金流危机，更重要的是，兴南承诺的“长期原料采购”，能为巴斯夫保住部分产能。“我可以转让生产线，但技术授权只能是‘非独占’，且你们不能将技术转让给第三方。”卡尔·博世提出条件，杨金秀当场答应：“我们只需要技术用于兴南本土生产，不会对外转让。”
这笔交易，兴南不仅拿到了价值1500万美元的合成氨生产线（包括氨合成塔、催化剂制备设备、氮肥提纯装置），还获得了巴斯夫的“高效农药合成技术”——这种农药能有效防治水稻病虫害，正好解决兴南农业的痛点。更关键的是，20名巴斯夫工程师中，有5人参与过德国“煤制油”技术的研发，这为兴南后来的石油化工发展埋下了伏笔。
1932年10月，巴斯夫的合成氨生产线从德国路德维希港港出发。为了伪装，设备被贴上“化肥生产机械”的标签，工程师们则以“农业技术顾问”的身份随行。当船队抵达仰城港时，陈天工早已带着兴南化工团队等候在码头：“合成氨是‘粮食与炸药的桥梁’，有了它，我们既能让老百姓吃饱饭，又能为军工提供原料。”
杨金秀在德国的另一项重要收获，是克虏伯公司的金属冶炼技术。1932年的克虏伯，因德国陆军订单减少，被迫缩减钢铁产能，其掌握的“装甲钢冶炼工艺”和“特种合金技术”面临被封存的命运。
杨金秀通过汉斯·科勒牵线，见到了克虏伯总裁古斯塔夫·克虏伯。她没有绕弯子，直接提出需求：“兴南需要装甲钢和特种合金技术，用于汽车制造和基础设施建设。我们愿意以500万美元购买技术授权，同时从克虏伯采购1000吨特种钢材。”
古斯塔夫·克虏伯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说辞半信半疑，但兴南的出价和订单让他无法拒绝——当时克虏伯的特种钢材库存积压严重，1000吨的订单能缓解库存压力，500万美元的技术授权费更是“雪中送炭”。“我可以给你们技术，但只能是‘民用版’，比军工级差一个等级。”古斯塔夫·克虏伯让步，杨金秀却不满足：“我们需要军工级技术，作为交换，兴南可以帮克虏伯秘密采购苏联的铁矿石——你们知道，德国的铁矿石大多依赖瑞典，而苏联的铁矿石价格更低。”
这个条件彻底打动了古斯塔夫·克虏伯。苏联的铁矿石不仅价格低，还能避开协约国的监控，对克虏伯的军工生产至关重要。最终，双方达成协议：克虏伯以700万美元转让“军工级装甲钢冶炼工艺”和“镍铬合金技术”，兴南则负责为克虏伯每年采购50万吨苏联铁矿石，价格比瑞典低10%。
1932年11月，克虏伯的技术团队抵达兴南。他们带来了全套装甲钢冶炼图纸，以及特种合金的配方。在兴南钢铁厂，德国工程师指导兴南工人调整高炉参数，改进炼钢工艺——原本只能生产普通钢材的高炉，经过改造后，成功炼出了硬度达hb280的装甲钢，这种钢材能抵御12.7mm穿甲弹的攻击，正好用于兴南的坦克和军舰制造。
“德国的金属冶炼技术，让兴南的钢铁工业至少前进了十年。”陈天工在钢铁厂的投产仪式上说，“以前我们只能从国外进口特种钢材，现在我们自己就能生产，这是兴南工业自主化的关键一步。”
1931年8月至1932年12月，一场跨越太平洋、印度洋的“工业大迁徙”在兴南悄然进行。楚氏货栈的15艘商船往返于美国、德国与仰城之间，将太平洋造船公司的驱逐舰生产线、福特的汽车零部件生产线、波音的飞机组装线、巴斯夫的合成氨生产线，以及数百台精密机床、数千吨钢材，源源不断地运抵仰城港。
为了容纳这些设备，楚阳早在1931年就下令在仰城北部建设“兴南工业区”——规划面积50平方公里，分为造船、汽车、航空、化工、钢铁五个分区，配套建设了发电厂、铁路、港口、工人宿舍，甚至还有专门的设备维修厂。
1931年8月，第一批太平洋造船公司的设备抵达仰城港。陈天工带着500名兴南钢铁厂的工人连夜卸货，这些工人大多是从云南移民来的，以前在国内的工厂做过工，熟悉设备搬运。“当我看到那台克虏伯精密车床时，手都在抖。”工人老张回忆，“以前我们用的车床精度差，加工出来的零件误差大，有了这台设备，我们就能造军舰的螺旋桨了。”
设备安装是最艰巨的任务。太平洋造船公司的万吨级船台需要重新组装，30名德国工程师和兴南工人一起，用起重机将数百根钢柱吊起，按编号拼接。为了确保船台的水平度，他们用德国进口的水平仪反复测量，误差控制在0.5毫米以内。“船台是造船的基础，水平度差一点，造出来的军舰就会重心不稳。”德国工程师汉斯·穆勒说，“兴南工人学得很快，比我想象中更聪明、更能吃苦。”
1932年3月，太平洋造船公司的驱逐舰生产线率先投产。当第一根军舰龙骨在船台上铺设时，楚阳亲自来到厂区视察。他摸着冰冷的钢材，对身边的楚原明和陈天工说：“这根龙骨，不仅是军舰的骨架，也是兴南工业的骨架。从今天起，兴南有了自己造军舰的能力。”
同年5月，福特汽车的零部件生产线在汽车分区投产。1000名美国技工带着兴南工人，从零件铸造开始教起——如何控制铸铁的温度、如何打磨发动机缸体、如何装配变速箱。“美国技工很有耐心，把每一个细节都教给我们。”兴南工人小李说，“以前我们只见过汽车，不知道怎么造，现在我们能独立组装发动机了。”
到1932年底，仰城工业区的五大分区全部投产：造船分区能同时建造2艘驱逐舰、1艘巡洋舰；汽车分区每月能生产500台发动机、1000套汽车零部件；航空分区的波音p-26组装线已完成调试，即将开始组装第一架飞机；化工分区的合成氨生产线每天能生产50吨氮肥，农药生产线能满足兴南80%的农业需求；钢铁分区的高炉每天能生产1000吨钢材，其中包括200吨装甲钢。
1932年10月，德国panzer II坦克的零部件生产线运抵仰城北部的中德联合军工基地。赵刚带领兴南军工团队，与50名德国工程师一起，开始了紧张的设备安装与调试。
坦克生产线的核心是装甲钢焊接设备和炮塔铸造模具。德国工程师奥托·舒尔茨亲自指导工人操作焊接设备，调整电流和电压：“装甲钢的焊接必须完美，不能有任何缝隙，否则炮弹一击就穿。”兴南工人学得很认真，每天下班后还主动留下来练习，短短一个月，就掌握了装甲钢的焊接技巧。
1933年1月，第一辆“雄狮”坦克的零部件开始生产。炮塔由兴南钢铁厂生产的装甲钢铸造而成，厚度达15mm，能抵御轻武器的射击；发动机是在德国panzer II发动机的基础上改进的，功率提升了10%，更适合兴南的山地地形；主炮是75mm短管榴弹炮，由奥托·舒尔茨设计改进，射程达5公里，既能打击敌方装甲目标，又能支援步兵作战。
1933年3月15日，第一辆“雄狮”坦克在联合军工基地下线。当坦克的发动机发出轰鸣，履带碾过地面时，在场的兴南军人和工程师都欢呼起来。楚阳登上坦克，亲自测试了主炮射击和机动性：“这是兴南自己造的第一辆坦克，它不仅是一件武器，更是兴南工业实力的证明。”
随后，“雄狮”坦克开始量产，每月生产10辆，装备兴南国防军。这些坦克在后来的“掸邦平叛”和“英缅边境冲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兴南陆军的“王牌武器”。而更重要的是，通过生产“雄狮”坦克，兴南的军工团队掌握了坦克设计、制造的核心技术，为后来自主研发更先进的坦克奠定了基础。
楚阳深知，设备和技术可以买来，但人才不能——要让兴南的工业真正生根发芽，必须培养本土的技术人才。因此，在抄底全球工业资产的同时，他启动了“兴南工业人才培养计划”。
首先是“师徒制”。每一名德国、美国专家身边，都配备2-3名兴南本土工程师，跟着专家学习技术。汉斯·科勒身边有两名兴南潜艇工程师，他不仅教他们设计潜艇，还把自己的设计笔记翻译成中文，供他们学习；奥托·舒尔茨则在火炮工厂设立“培训班”，每周给兴南工人上课，讲解火炮的设计原理和制造工艺。
其次是“兴南工业学校”的建立。1932年9月，楚阳在仰城创办了“兴南工业学校”，分为机械、化工、航空、造船四个专业，招收16-20岁的青年学生，学制三年。学校的教师大多是德国、美国专家和留洋归国的工程师，教材则是根据兴南的工业需求编写的——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操作内容。“我们办学校，不是为了培养只会读书的学生，是为了培养能动手造机器、造飞机、造军舰的工程师。”校长周明说。
最后是“工厂实习制度”。兴南工业学校的学生，每年有半年时间在仰城工业区的工厂实习，跟着工人和专家一起操作设备、参与生产。1933年夏天，第一批学生在汽车工厂实习，参与了发动机的组装；秋天，他们又到造船工厂实习，学习军舰龙骨的焊接。“实习让我们学到了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知道了怎么把图纸变成真正的机器。”学生小王说，“我以后想当一名汽车工程师，为兴南造自己的汽车。”
到1933年底，兴南已培养出500多名本土工程师、2000多名熟练技工，他们分布在仰城工业区的各个工厂，成为兴南工业的“未来火种”。汉斯·科勒在给德国的信中写道：“兴南人学习能力很强，用不了多久，他们就能独立掌握所有技术，不再需要我们的帮助。”
1933年12月31日，仰城工业区举行了“兴南工业投产一周年庆典”。楚阳站在主席台上，看着台下数千名工人、工程师和军人，汽车产量达到500辆，飞机组装完成22架，驱逐舰下水2艘，坦克量产30辆；粮食产量因化肥的使用增长了30%，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得到了极大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