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春的巴黎，雨丝如织，裹挟着料峭寒意，将拉丁区的石板路冲刷得泛着冷光。上午十点整，军调局特工陈默撑着一把边缘磨损的黑色雨伞，踩着积水走进“左岸咖啡馆”。他的驼色大衣衣领高高立起，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双锐利如鹰的眼睛，左手拎着的棕色公文包看似普通，拉链夹层里却藏着两把微型手枪与一本加密电报本——包内那沓用报纸包裹的50万法郎，是楚阳总统亲自批准的“特殊采购款”，而他此行的目标，是一份楚阳断言“能撑起兴南医疗脊梁”的秘密专利。
此时的兴南，刚结束接管，街头巷尾还残留着战乱的痕迹，医疗卫生体系更是沦为一片废墟。殖民时期，戴英殖民者仅在仰光、曼德勒等核心城市设立过两所医院，且只服务于殖民者与本地权贵，偏远地区的民众生病只能靠草药硬扛，疟疾、霍乱等传染病每年夺走数万人的生命，虽然手握磺胺但也没有在兴南国全面铺开。1931年1月的内阁紧急会议上，楚阳看着卫生部提交的死亡数据报告，手指重重敲击桌面，声音里满是痛惜：“治国先治民，治民先治命。我们不仅要让民众有饭吃、有地种，更要让他们有药治、能活命——这是兴南的立国之本。”
会议结束当晚，楚阳在家，将一份他总结的情报拿给自己的妻子杨金秀：1928年英国科学家弗莱明发现青霉素，却因提纯技术瓶颈未能量产，英国政府对这项技术持“观望态度”，进过几年的蹉跎弗莱明本人正通过学生寻找海外合作伙伴。“这是天赐的机会。”楚阳的目光坚定，“杨金秀，我给你一个秘密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把青霉素的专利和技术拿到手，哪怕不能公开，也要秘密搞到手。”
杨金秀从全局筛选执行人员，陈默的名字很快出现在名单顶端。32岁的陈默，精通法语、英语，曾以“华侨商人”的身份在法国潜伏五年，不仅熟悉巴黎的人脉网络，更在巴黎大学留学期间接触过微生物学基础——最重要的是，他曾在一次情报任务中，成功将加密文件藏在日常物品中运回兴南，心理素质与应变能力堪称顶尖。
1931年2月，陈默接到杨金秀转达的楚阳密令：“以‘新加坡医药公司’的名义接触弗莱明的代理人，目标是青霉素的专利使用权、完整实验室数据和菌种培养方法。记住总统的交代：身份不能暴露，技术不能遗漏，行动不能失手，绝不能让英国和法国察觉到兴南的真实意图。”
接头地点选在“左岸咖啡馆”，这里地处拉丁区，留学生与商人往来密集，不易引人怀疑。陈默提前半小时抵达，选了个靠窗的位置，既能观察窗外动静，又能通过玻璃反光留意身后。他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公文包的拉链，包里的50万法郎支票被折成小块，紧贴着手枪——若谈判失败或身份暴露，他必须第一时间销毁加密电报本，哪怕付出生命代价。
上午十点半，一个穿着灰色西装、戴着圆框眼镜的英国人推门而入，正是弗莱明的学生兼代理人威尔逊。“张先生（陈默的化名），你要的东西，都在这里。”威尔逊坐下后，直接从公文包掏出一叠文件，纸张边缘还带着实验室的消毒水味道，“专利复印件、培养数据、授权书，只要钱到位，这些就归你。”
陈默没有急着接文件，而是按照出发前兴南国立医学院教授的指导，逐一核对核心信息：菌种最佳培养温度、发酵液配比、初步提纯步骤——这些数据是楚阳特意叮嘱“必须确认无误”的关键。确认文件完整后，他才从公文包拿出支票，推到威尔逊面前，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要求：“50万法郎，一分不少。但我有个条件：授权书上的受让方只能是‘新加坡医药公司’，。
威尔逊盯着支票看了几秒，最终点头：“放心，我只关心佣金。弗莱明先生也说，与其让技术躺在实验室里，不如让它救更多人。”
谈判结束后，陈默没有丝毫停留，当天就带着文件登上前往新加坡的邮轮。为了遵守楚阳“技术不能遗漏”的密令，他将核心数据抄在薄纸上，藏进雨伞伞柄的中空夹层——这是他当年留学时发现的“秘密通道”；专利复印件则伪装成普通商业合同，夹在《巴黎商人名录》中。在新加坡中转时，他按约定将文件交给兴南秘密联络站，联络站随即用楚阳亲自设定的加密频率，将核心数据先发回仰光，原件则由三名特工护送，沿滇缅公路秘密运回。
1931年夏，陈默带着完整文件回到仰光。杨金秀在军调局密室接见他，接过文件时：“主任一直在等消息，你完成了他交代的秘密任务，他让我代替他嘉奖。
拿到青霉素技术资料的当天，楚阳立刻下达第二道秘密指令：成立“兴南抗生素研发小组”，由专人负责，不计成本推进研发。他特意强调：“技术拿到手只是第一步，把药做出来、做能用的药，才是对民众的交代。”
谁来牵头研发？楚阳亲自圈定了人选——留法医药专家陈曦。1901年出生的陈曦，出身广东侨商家庭，1925年赴巴黎大学医学院留学，师从巴斯德的弟子杜邦教授，1931年刚获得微生物学博士学位，是当时少数掌握先进发酵技术的华人学者。
楚阳通过侨务委员会发出邀请，信中没有官样文章，只有一句他亲笔写下的话：“兴南千万民众在等药，盼你归国。”这句话，让陈曦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巴黎的优越条件。“杜邦教授挽留我，说可以帮我申请法国国籍，留在巴黎做研究。”陈曦后来回忆，“但我想起小时候在南洋，邻居家的孩子因为没有药，一场感冒就没了。楚阳主任的信，让我知道这不是普通的邀请，是祖国的召唤。”
1931年夏，陈曦抵达仰城，楚阳特意秘密接见她。没有客套的寒暄，楚阳直接带她来到仰城国立医学院。这里将是研发小组的实验室。“条件很苦，设备很少，但我能给你的，是全部的支持。”楚阳指着教室里仅有的3台二手显微镜和几个铁皮发酵罐，语气诚恳，“我给你一道密令：放手去做，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哪怕失败一百次，也要把青霉素做出来。”
这份密令，成了陈曦的“尚方宝剑”。她被任命为研发小组组长，组员是从兴南国立医学院挑选的20名年轻师生陈曦只能从最基础的“如何无菌操作”教起。每天清晨，她第一个到实验室，深夜最后一个离开，有时为了观察菌种生长，干脆在实验室搭个行军床过夜。
1931年冬，研发遇到第一个死胡同：菌种培养。弗莱明的文件记载，青霉素菌种需要20-25c的恒温环境，可仰光的雨季温度高达30c以上，菌种极易污染；旱季又干燥异常，菌种生长缓慢。“我们把实验室窗户钉死，用冰块降温，可冰块化得太快，温度忽高忽低。”组员小李回忆，“陈教授带着我们做‘土恒温箱’——用木箱装着煤油灯，外面裹上棉花，再用湿毛巾调节温度，每小时测一次温度，晚上定闹钟，两小时起来查看一次。”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也是对楚阳密令的践行。1932年春，经过三个多月的反复试验，他们终于培养出稳定的菌种。可新的难题接踵而至：提纯。弗莱明的技术只能将青霉素纯度提升到20%，而人体注射需要至少70%的纯度。“当时我们用‘溶媒萃取法’，100升发酵液只能提取1克粗品，纯度还不到30%。”陈曦急得满嘴起泡，“这样的药注射到人体，不仅无效，还会引发过敏，等于害命。”
1932年楚阳得知研发困境，亲自来到实验室。看到陈曦和组员们在闷热的教室里，围着发酵罐吃干粮、记数据，他当即说：“给研发小组追加100万兴南元，买最好的设备，请最顶尖的专家。”临走前，他拍了拍陈曦的肩膀：“别着急，我给你足够的时间，记住，做不出能用的药，我们对不起那些等着救命的民众。”
有了资金支持，陈曦从法国进口离心分离机、真空干燥机，还邀请同学雅克——法国微生物学家来兴南指导。雅克带来的“层析法”提纯技术，让青霉素纯度大幅提升。1933年秋，当检测仪器显示青霉素纯度达到80%时，实验室里爆发出压抑已久的欢呼。陈曦拿着装有青霉素的试管，泪水夺眶而出：“我们没辜负主任的密令，没辜负那些等着药的人。”
1934年1月，楚阳下达第三道秘密指令：建设“兴南青霉素药厂”，实现量产。他在密令中明确要求：“药厂要建在隐蔽的地方，生产流程必须保密，但有一条——药是给民众用的，成本必须降下来，不能让它变成‘富人药’ 。”
厂址选在仰城郊区，靠近湄南河，既方便取水，又能通过水路运输原料。陈曦全程参与设计，将厂房分为“菌种培养间、发酵间、提纯间、包装间”，每个环节都设置双重保密措施——工人需签订保密协议，厂房周围由防军巡逻，生产数据直接上报总统府。
建设过程远比想象中艰难。从法国进口的5吨发酵罐，因仰光没有大型起重机，工人们用“滚木+绞车”的土办法，花了三天三夜才运进厂房；提纯间的无菌墙壁需要特殊涂料，陈曦带着工人用砂纸一遍遍打磨墙面，确保没有任何缝隙。“主任的密令里说‘不计代价’，我们就真的拼了命。”参与建设的工人老周说，“有次为了赶工期，我们连续48小时没合眼，就想着早点把药厂建起来，早点做出药。”
1935年6月，兴南青霉素药厂正式投产。当第一支纯度95%的青霉素下线时，陈曦亲自将它送到楚阳面前。楚阳拿着这支小小的玻璃针管，对着阳光看了很久，轻声说：“这不是药，是兴南的希望。”
可喜悦很快被成本泼了冷水——每支青霉素的生产成本高达5兴南元，相当于普通工人半个月的工资。陈曦拿着成本核算表找到楚阳，语气坚定：“主任，您的密令说‘药是给民众用的’，现在这个价格，民众用不起。我请求再拨款改进技术，把成本降下来。”
楚阳看着成本表。他知道，降低成本需要投入更多资金，还要承担技术失败的风险。但他更记得，自己在密令中写下的“不能让它变成‘富人药’”。“你要多少？”他抬头问。“200万兴南元，两年时间。”陈曦回答。楚阳当即“拨款！我给你两年，你给我一个‘老百姓用得起的青霉素’。”
接下来的两年，陈曦团队开始新一轮攻坚。他们在发酵液中加入本地盛产的玉米浆，让青霉素产量提升3倍；用“二次层析法”减少溶剂消耗，降低提纯成本；甚至自己设计图纸，让本地工厂生产部分设备——1936年末，青霉素的生产成本降至2兴南元\/支，年产量达到10万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