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冬，仰城的中央大市场，空气中弥漫着香料、咸鱼与焦灼的气息。菜贩阿坤蹲在摊位后，手里攥着三张不同的纸币——一张英镑、一张法郎，还有一枚磨得发亮的大洋，眉头拧成了疙瘩。
“掌柜的，这袋米到底要多少？”穿粗布短褂的农户李老三凑上前，手里捏着几枚边缘残缺的鹰洋，额头上沁着汗。半个时辰前，他问价时阿坤说“大洋一块二”，可等他从怀里摸出鹰洋，阿坤却摇头：“方才戴英银行的人来说，鹰洋兑大洋贬了，得加两枚才够。”
李老三急了：“凭啥？我走了二十里地，就这几枚钱！”
周围的商户纷纷附和，杂货铺老板指着柜台后的木牌叹气：“你们看，我这牌子一上午换了三次价——英镑、美金、法郎，还有本地的私铸钱，谁都说了算，就咱们老百姓说了不算。”木牌上用粉笔写着“煤油：每斤英镑0.015\/美金0.05\/大洋0.12”，字迹潦草，还划着几道重重的横线。
这便是新生的兴南国最真实的民生图景。1930年7月，当兴南国国旗取代戴英米字旗飘扬在政府上空时，殖民统治留下的“货币殖民”毒瘤，正悄然吞噬着这个年轻国家的根基。央行筹备组的统计报表上，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让所有人沉默：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多达13种，从英镑、美金、法郎等外国货币，到大洋、鹰洋、铜钱，甚至还有地方豪强私铸的“土钱”。汇率完全由盘踞在仰城的戴英汇丰银行、美洲花旗银行操控，每日波动幅度最高达15%——上午能买十斤米的钱，下午可能就只剩八斤。
更致命的是，外国银行还暗中操纵汇率，每当兴南商户要进行跨区域贸易，兑换货币时就要被剥去10%-15%的利润。南部种植园主陈敬之曾向筹备组哭诉：“我运一船橡胶去港口，光兑换货币就亏了两千英镑，这生意没法做！”
“货币无主，等于国家无主。”在政府的紧急会议上，楚阳将统计报表重重拍在桌上，目光扫过在座的官员，“戴英人走了，但他们把我们的经济命脉绑在了外国货币上。要让兴南国站稳脚跟，第一步就得铸自己的钱，让老百姓手里的钱，真正说了算！”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财政部长杨正财攥着手里的国库清单，声音发涩：“主任，咱们接管的戴英国库，只有80吨黄金、300万英镑和5000万美元。按国际金价35美元\/盎司算，全部资产只能支撑发行2亿美元的货币，可全国流通至少需要10亿美元——这 差距太大了。”
楚阳手指敲击着桌面，沉吟片刻，突然抬头：“缺口再大，也得补上。我有三个计划，你们听好——第一，我楚家在果城楚氏庄园里还有些黄金，全数移存到中央银行的金库；咱们其他人的也可以一起移存。第二，发掘咱们兴南人自己的宝藏；第三，整顿那些偏离教义的寺庙，让黄金用在该用的地方。这三块‘压舱石’，缺一不可。”
话音落下，会议室里响起一阵倒吸冷气的声音。楚阳在果城楚氏庄园的地下有秘密仓库还存有黄金，从未对外人透露过。而楚阳口中的“宝藏地址”，更是无人知晓的秘密。
1930年11月的一个深夜，果城的楚氏庄园笼罩在浓雾中。庄园楚阳书房深处，三道厚重的铁门被依次打开，露出一条通往地下的石阶。楚阳手里举着马灯，率先走下石阶，身后跟着央行行长周明远和十名荷枪实弹的卫兵。
地下三层的仓库里，灯火通明。数十个樟木箱子整齐排列，打开箱子的瞬间，周明远倒吸一口冷气——箱子里堆满了金砖，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金砖上刻着古老的花纹。
“清点数量。”楚阳语气平静，仿佛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卫兵们小心翼翼地搬运金砖，用天平逐一称重。两天后，统计结果出来了：“主任，共计612吨，纯度99.2%，无一掺假。”
周明远激动得声音发颤：“主任，有了这批黄金，咱们的货币发行就有底气了！”
一支由2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驶出楚氏庄园，每辆卡车都由卫兵护送，车厢上覆盖着帆布，帆布下是用稻草包裹的金砖。车队昼夜兼程，沿着崎岖的公路向仰城驶去。沿途的百姓不知道车厢里装的是什么，只看到车队戒备森严，猜想是重要的战略物资。
七天后，车队抵达兴南国中央银行的地下金库。当最后一块金砖被搬进金库时，周明远在账本上写下：“1931年11月15日，接收神庙黄金612吨，央行黄金储备合计692吨。”
消息传出，兴南国震动。戴英汇丰银行的行长乔治·威尔逊在办公室里踱步，脸色阴沉：“楚阳居然有这么多黄金？这不可能！”他立刻让人去查楚氏家族的背景，却只查到楚家是从金陵搬迁到镇南的，从未有人知道他们藏有如此巨额的黄金。
而在民间，“主任献金”的消息被百姓口口相传，渐渐演变成“楚主任用家族黄金为兴南铸钱”的故事。李老三在市集上听到这个消息时，激动地对阿坤说：“要是真能有咱们自己的钱。”
就在楚阳黄金运往首都的同时，另一支特殊的队伍正秘密集结。这支队伍由地质专家、历史学者和特种部队组成，名为“藏宝勘探队”，队长是楚阳亲自任命的历史学者陈砚秋。
“陈教授，这是12处藏宝地址，每一处都有详细的记载。”楚阳将一个密封的信封交给陈砚秋，“记住，一定要秘密进行，安全第一。这些黄金，是兴南国的‘地下财富’，不能出任何差错。”
陈砚秋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张手绘的地图，标注着“南部雨林土司遗址”“西部矿山废弃巷道”“北部古城墙地基”等地址，还有一些关于“永历皇帝秘金”“蒲甘王朝藏金”的注解。作为研究兴南历史的权威，陈砚秋见过这些史料，只是确切的地址。他疑惑地看向楚阳：“主任，这些地址……您是怎么知道的？”
楚阳笑了笑，没有解释，只说：“按地图找，不会错。”他不能说，这些地址来自他前世的记忆——上一世，曾在文献和电视或手机中看到过这些王朝藏金的记载，却因种种原因未能证实。这一世，他要让这些沉睡的黄金，为兴南国的重生助力。
1930年12月，勘探队分为三组，分别前往不同的藏宝地点。南部雨林组的队员们背着行囊，在茂密的雨林中跋涉了半个月，终于找到了地图上标注的古代土司遗址。遗址被藤蔓覆盖，队员们用砍刀清理出一条通道，进入一座残破的寺庙。在寺庙的佛像底座下，他们发现了一个暗格，里面堆放着数十个木盒，打开木盒，里面是沉甸甸的金锭和雕刻精美的金器。
“清点数量！”组长喊道。队员们一边警惕地观察周围的环境，一边快速清点：“金锭87块，每块10公斤，金器23件，合计87吨！”
与此同时，西部矿山组在废弃巷道里也有了重大发现。戴英殖民时期，这里曾是黄金矿场，但在撤离时，戴英人未来得及运走部分黄金原矿和提纯金块。队员们拿着楚阳提供的矿道图纸，在巷道深处找到了一个隐秘的矿洞，里面堆放着数百袋黄金原矿和已经提纯的金块。“原矿折合黄金73吨，金块30吨，合计103吨！”
最令人惊喜的是北部古城墙组。队员们在古城墙的地基下，挖出了明末清初商户藏匿的黄金元宝。这些元宝用陶罐装着，每罐10枚，共计4100枚，合计41吨。陈砚秋看着这些元宝上的印记，激动地说：“这是明末清初南方商户躲避战乱时藏的，没想到真的在这里！”
除了这些明确标注的地址，勘探队还根据楚阳提供的线索，对蒲甘王朝、东吁王朝、贡榜王朝等古代王朝的遗址进行了勘探。他们发现了多座地下宝库，里面藏着大量的金器和金锭，合计196吨。
至1931年末，“藏宝勘探队”累计发掘黄金427吨，全部秘密运往中央银行。央行的黄金储备从692吨增至1119吨，周明远在金库前感慨：“这些黄金，是兴南大地留给我们的礼物啊！”
1931年春，兴南国秃子教教义考证会议的会议室里，气氛紧张。秃子教的大主教圆空法师坐在首位，脸色铁青地看着桌上的《教义考证报告》。报告上明确写着，秃子教原始典籍中，从未有“教主披金、庙宇鎏金”的记载，相反，典籍强调“清净自持、戒除奢华”。
“这不可能！”敏山大师拍案而起，“我们秃子教传承千年，教主法座用黄金装饰，庙宇梁柱鎏金，这是历代的传统！”
坐在对面的杨金秀，身着笔挺的制服，语气严肃：“敏山大师，传统不能违背教义。我们查过全国217座秃子教寺庙，发现大量黄金被用于装饰和私藏，甚至有秃子挪用信徒捐赠的黄金善款。这不仅违背捐赠，更是在浪费国家的财富。”
楚阳推行的“捐赠归真”改革，此时已进入关键阶段。秃子教作为兴南国的主要宗教之一，拥有大量的信徒和财富，但长期以来，部分庙宇偏离了“劝人为善、普渡众生”的核心教义，追求奢华，积累了巨额的黄金资产。据初步统计，全国秃子教寺庙的黄金存量超过100吨，这对于急需黄金储备的兴南国来说，是一笔巨大的“潜在财富”。
为了推动改革，政府成立了“宗教改革委员会”，由杨金秀牵头，联合宗教协会的学者，对秃子教的原始典籍进行考证。经过三个月的研究，他们终于找到了确凿的证据，证明“奢华装饰”是后世对教义的曲解。
“敏山大师，我们不是要打压宗教，而是要让秃子教回归本源。”杨金秀拿出一份文件，“政府计划对寺庙的黄金进行清查，收缴的黄金将用于国家货币发行，这也是在为兴南的百姓谋福祉。
敏山大师沉默了。他知道，政府的态度坚决，而且考证报告证据确凿，他无法反驳。最终，他点了点头：“只要不违背教义，我们配合改革。”
清查工作随即在全国展开。执法人员联合秃子教协会的工作人员，对每一座寺庙进行细致的清查。在仰城的庙宇，他们收缴了教主法座上的三座纯金雕像，合计2.3吨；在南部的庙宇，从庙宇梁柱的鎏金层中提炼出黄金49吨；在西部的庙宇，查获秃子私藏的金器金饰27.8吨，以及被挪用的黄金善款折合黄金28吨。
此次改革，共收缴黄金97.1吨，全部移交中央银行。央行的黄金储备突破1216.1吨，彻底摆脱了“无钱发币”的困境。而秃子教也在改革后回归清净，信徒们看到寺庙不再奢华，反而更加信任——他们觉得，这样的寺庙，才真正符合“普渡众生”的教义。
李老三的妻子是秃子教的信徒，她对李老三说：“现在寺庙里没有了金雕像，反而更清净了。楚主任说得对，黄金要用在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的地方。”
1930年12月，兴南国中央银行的造币厂内，机器轰鸣。第一批“兴南银大洋”正在进行压制，银白色的金属坯饼经过机器的冲压，变成了一枚枚崭新的银大洋——正面刻着“兴南国”国号与展翅的雄鹰国徽，背面刻着“壹元”字样及稻穗图案，边缘有均匀的齿纹。
“每枚重26.8克，含纯银90%、铜10%，误差不超过0.05克。”造币厂厂长拿着一枚银大洋，对周明远汇报，“我们还在银料中加入了微量‘兴南蓝’金属，肉眼看不见，但用检测仪器一照就能识别，防止伪造。”
周明远接过银大洋，掂了掂，又用手指弹了弹，银大洋发出清脆的响声。“好！就按这个标准生产。记住，每发行100万枚银大洋，必须对应13.8吨黄金储备，绝不能超发。”
这是楚阳定下的“银主纸辅”策略的第一步——先发行银大洋，用金属货币的稳定性赢得民众信任。毕竟，在那个年代，老百姓对“看得见、摸得着”的金属货币更有信心，而纸币在他们眼中，“就是一张纸，不靠谱”。
1931年1月1日，兴南银大洋正式在全国流通。在仰城的中央大市场，阿坤的摊位前挂起了新的木牌：“米：每斤0.06兴南银大洋”。李老三拿着刚兑换的银大洋，小心翼翼地摸了摸上面的纹路，然后递给阿坤：“买十斤米。”
阿坤接过银大洋，用牙齿咬了咬，又弹了弹，笑着说：“是真的！这钱好用，以后再也不用看外国货币的脸色了。”
银大洋的流通异常顺利。政府在全国设立了兑换点，老百姓可以用旧币兑换银大洋，而且前6个月兑换还能获得1%的补贴。至1933年中，累计发行银大洋13.2亿枚，覆盖了全国的城镇与乡村，基本实现了“小额交易用银洋”的目标。
随着银大洋的流通稳定，发行纸币的时机成熟了。1933年3月，央行推出了纸币兴南元，分为1元、5元、10元、50元四种面额。纸币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防伪技术：票面印有央行行长周明远的签名和黄金储备编号，嵌入了红蓝纤维丝，背面印有“凭票即兑黄金”的说明。而且，1元纸币的尺寸和颜色与银大洋保持一致，让老百姓更容易接受。
“这纸币能兑黄金？”在兑换点，李老三拿着一张1元纸币，疑惑地问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笑着解释：“大爷，您看背面的说明，凭这张纸币，随时能到央行指定网点兑换0.888克黄金。咱们的纸币，背后是黄金撑着的，放心用！”
李老三将信将疑地接过纸币，小心地放进怀里。回家的路上，他看到有人用纸币买东西，商家欣然接受，他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纸币的发行量严格控制在黄金储备对应价值的180%以内。1935年的纸币发行量为33.2亿兴南元，与银大洋共同构成了“主辅结合”的货币体系。而此时，旧币回收计划也在稳步推进，至1935年末，旧币回收率达98.7%，兴南元成为全国唯一合法流通的货币。
在中央大市场，阿坤的摊位前再也没有了复杂的价目表，木牌上只写着“米：每斤0.08兴南元”。李老三拿着兴南元买米，再也不用担心中午和下午的价格不一样，他笑着对阿坤说：“还是咱们自己的钱好，踏实！”
1932年夏，仰城市警察局接到报案，有人在黑市上贩卖假的兴南银大洋。反假币特种大队队长赵刚立刻带队展开调查。经过三天的蹲守，警方在一个废弃的工厂里抓获了一个假币团伙，查获假银大洋2000余枚，以及一套简陋的造币设备。
“这些假币做得还挺像，就是分量轻了点，边齿也不均匀。”赵刚拿着一枚假银大洋，对队员说，“按《反假币法》，制造假币100兴南元以上就是死刑，这个团伙的主犯，够判十次死刑了。”
《兴南国反假币法》是1931年1月颁布的，其中明确规定：制造假币100兴南元以上，或贩卖假币500兴南元以上，均判处死刑；持有假币50兴南元以上，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这部法律的严厉程度，在当时的亚洲国家中极为罕见。
一周后，仰城市法院对这起假币案进行公开宣判。主犯王三被判处死刑，其余团伙成员分别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宣判当天，法院外挤满了百姓，当听到“死刑”的判决时，人群中响起一阵欢呼。李老三挤在人群里，激动地说：“就该这么严！要是假币泛滥，咱们手里的真钱就不值钱了！”
这次公开宣判起到了极强的震慑作用，全国假币案件数量骤降90%。但反假币工作并未放松，赵刚的特种大队在全国设立了31个支队，队员们每天穿梭在市集、商铺、车站，用特制的检测仪器检查流通的货币。他们还与商家建立了“联防机制”，商家一旦发现假币，可随时联系附近的支队，队员们会在15分钟内赶到。
除了严厉打击，政府还注重“预防”与“宣传”。央行印刷了10万套“真假货币对比卡片”，发放到全国的商铺、市集和乡村。卡片上清晰地标注着真币与假币的区别：真银大洋“掷地有声、断面雪白”，假币“掷地发闷、断面发灰”；真纸币“透光见水印、摩擦不掉色”，假币“水印模糊、一擦就花”。
在南部的毛城，农民张强就是通过对比卡片发现了假币。那天，他拿着卖粮食赚的5枚银大洋去镇上买农具，店主用对比卡片一看，发现其中一枚是假币。张强立刻联系了反假币支队，队员们根据张强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捣毁了一个隐藏在深山里的假币窝点，查获假银大洋余枚。
按照“反假币举报奖励基金”的规定，张强获得了1000兴南元的奖励——这相当于当地农户十多年的收入。拿到奖金时，张强激动得热泪盈眶：“我就是做了该做的事，没想到能得到这么多奖励。以后我不仅自己会辨假，还要教乡亲们辨假！”
张强的案例被报纸报道后，全国掀起了“全民反假”的热潮。百姓们不仅自己学习辨假知识，还主动举报假币线索。1931-1936年，通过民众举报查获的假币案件占总数的60%以上。至1936年末，兴南国假币案发率控制在0.03‰以下，成为当时亚洲假币最少的国家之一。
1935年春，央行会议室里，周明远正主持“金融稳定评估”会议。桌子上摆放着全国23家商业银行的报表，每一份报表都标注着“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流动性覆盖率”三个核心指标。
“兴南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2.8%，超过了2.5%的预警线，必须发出整改通知。”周明远指着报表，语气严肃，“让他们在三个月内缩减高风险信贷，补充资本金，否则就限制他们的信贷规模。”
这是央行推出的“三维考核体系”，旨在管控银行体系的风险。1934年，随着兴南元的流通稳定，商业银行开始扩大信贷规模，但部分银行急于追求利润，向信用不佳的企业发放贷款，导致不良贷款率上升。楚阳得知后，立刻要求央行建立风险防控机制，“不能让银行的坏账拖垮整个金融体系”。
除了“三维考核”，央行还推出了“企业信用评级制度”。由专业的评级团队对企业进行评估，分为A、b、c、d四级：A级企业信用优良，可获得最低利率贷款；b级企业信用良好，贷款利率适中；c级企业信用一般，需提供抵押才能贷款；d级企业信用极差，禁止贷款。
仰城纺织厂3厂是A级企业的代表。厂长林建国拿着A级评级报告，顺利从银行获得了500万兴南元的低息贷款，用于扩大生产。“有了这个评级，银行放心贷款，我们也能安心扩大规模。”林建国笑着说。而那些被评为d级的企业，要么改进经营，要么被市场淘汰，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也随之下降。
1936年，全国银行体系不良贷款率降至2.5%，远优于同期亚洲国家5%-8%的平均水平。这是乔治·威尔逊在汇丰银行的年度报告中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