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的纽约港，晨雾如浓稠的牛乳，将码头的轮廓晕染得模糊不清。蒸汽轮船的汽笛声穿透雾霭，带着沉闷的震颤，在海平面上回荡。码头工人赤着黝黑的臂膀，将一捆捆锈迹斑斑的废旧钢铁扛上货轮，铁屑在晨光中簌簌掉落，那些曾支撑美国工业繁荣的“钢铁骸骨”，此刻正被绳索牢牢固定在货舱内。
货轮的船舷上，“楚记货栈”的黑色字样格外醒目。这些废钢将通过楚记专属的远洋航线，跨越太平洋，源源不断运往兴南。没有人知道，这场看似普通的跨国贸易背后，藏着一场由楚阳亲自部署的“铁源暗战”，而此刻，这场战争已在大洋之上悄然拉开序幕。
仰城军委会，楚阳站在巨大的世界地图前，目光注视着“日本驻美采购点”的红色记号，那些密密麻麻的红点，如同一颗颗潜伏的毒瘤，遍布美国东西海岸的各大港口。“1500万美元，这是底线，而且必须盯着日本人的采购清单抢。”他的声音斩钉截铁，带着不容置疑的决心。
办公桌上《日本资源报告》，上面的数据分析触目惊心：1932年，日本工业用钢年产量仅450万吨，其中30%依赖进口，而美国是其最大的废钢供应国——日本每年从美国购入的废钢，占其进口总量的60%。这些废钢经日本钢厂重炼后，大部分流入军工领域，化作炮弹、军舰的核心原料，最终将枪口对准华人。
“按1932年国际废钢均价每吨12美元计算，1500万美元可购入125万吨废钢。”一旁的参谋官拿着计算尺，语气凝重地补充，“这一数量，相当于日本当年从美国废钢进口量的80%。”
楚阳的目光在地图上的“东京”二字上停顿，眼底闪过一丝冷冽：“我们多抢一吨，日本人就少一吨炼钢的原料，将来战场上就少一枚射向华人的炮弹。”他将一份沉甸甸的指令，同时递交给外联部部长陈默，“外联部打通美国政界渠道，拿到采购优先权；实业部搭建炼钢厂，消化这些废钢；楚记货栈保障运输——三个月内，我要看到第一批废钢运抵兴南。”
指令下达，各部门迅速行动。陈默带着翻译直奔华盛顿，楚礼组织工程师勘测炼钢厂选址，楚记货栈负责人周凯则坐镇纽约，主攻废钢采购市场。一场横跨大洋的钢铁争夺战，就此打响。
纽约的废钢交易市场里，空气中弥漫着铁锈与机油的混合气味。周凯坐在洛克利的办公室里，对面的美国最大废钢商正摩挲着手中的雪茄，眼神闪烁。门外，日本三井物产的代表森田一郎正焦急地踱步，他带着500万美元的预算，本计划拿下洛克利今年30%的废钢份额，却没想到被楚记货栈半路截胡。
“洛克利先生，150美元\/吨，我们包下你全年所有废钢产出。”周凯直接抛出重磅条件，声音不大，却带着十足的底气。这一价格，比日本给出的报价高出10%，足以让任何商人动心。
洛克利夹着雪茄的手指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犹豫。周凯立刻补充：“不仅如此，楚记货栈将预付50%货款，现金结算；且所有运输由我们自行负责，你无需承担任何风险。”
就在洛克利心动之际，华盛顿的外联部办公室里，陈默正与美国商务部官员谈笑风生。他将兴南炼钢厂的建设规划图摊在桌上，图纸上的厂房布局、设备参数详尽清晰：“兴南购入废钢，是为了发展本土工业，解决民生就业。你看，这两座炼钢厂投产后，能带动上万人就业。”
说着，陈默话锋一转，语气带着暗示：“若合作顺利，兴南后续可增加对美国机械的进口订单，汽车生产线、纺织机械，我们都有需求。”
一边是高价预付的商业诱惑，一边是潜在的长期贸易回报，美国废钢商与政府迅速倒向兴南。当森田一郎再次冲进洛克利的办公室时，只得到一句冰冷的答复：“抱歉，今年的货已被楚记包圆了。”
森田一郎气得脸色铁青，却无可奈何。短短三个月，楚记货栈就与美国12家大型废钢商签订独家采购协议，1932年的125万吨废钢采购额度，已完成70%。而日本在美废钢采购量骤降，被迫转向价格更高的欧洲市场，采购成本硬生生增加了25%。
与此同时，兴南的炼钢厂建设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实港城的炼钢厂工地上，机器轰鸣，尘土飞扬。美国工程师穿着工装，手把手指导兴南工人安装炼钢炉，这座占地百亩的工厂，采用美国最新的电弧炉技术，预计投产后每月可将2万吨废钢炼成优质钢材。
楚阳在视察炼钢厂时，站在尚未完工的炼钢炉前，看着工人们忙碌的身影，语气坚定：“这些废钢，既要断日本的原料，也要补我们的工业短板。”炼出的钢材，一部分将用于兴南的铁路、桥梁建设，让交通网络贯通全境；一部分将用于生产农机、农具，支援农业发展，让百姓吃饱饭；还有少量将用于军工领域，打造枪炮弹药，增强兴南的国防实力。
为了进一步挤压日本的采购空间，楚记货栈还在全球范围内布局。在欧洲的鹿特丹港，楚记代表抢在日本商船抵达前，以高价收购了当地码头积压的5万吨废钢；在东南亚的新加坡，通过与英国商人合作，截胡了日本计划从东南亚转运的3万吨废钢。
1932年底，日本驻美使馆向国内发回紧急报告，电文措辞慌张：“兴南在美大量抢购废钢，我方可购份额不足往年三成。
而此时的兴南，第一座炼钢厂已正式投产。通红的钢水从炼钢炉中涌出，带着灼热的温度，浇铸成型的钢材上，清晰地印着“兴南制造”的字样。楚阳站在炼钢厂的观景台，看着眼前的景象，轻声说道：“每抢下一吨废钢，就是在为华人多筑一道防线。”
1933年的东京，春寒尚未褪去，日本军部的会议室里却弥漫着焦灼的火药味。长条会议桌的中央，摊着一份《1932年度废钢进口报告》，红色批注醒目刺眼：“兴南抢购导致美废钢进口量同比锐减72%，军工产能缺口达18%，炮弹生产线被迫关停3条。”
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永田铁山攥着报告，指节因用力而发白，他猛地将报告拍在桌上，声音带着压抑的怒火：“兴南此举是在断帝国的军工命脉！必须立刻采取反制！”
会议结束后，日本军部迅速联合三井、三菱两大财阀，成立“紧急废钢采购委员会”，一口气划拨2000万美元专项预算，誓要夺回美国废钢市场。
纽约废钢交易市场再次陷入硝烟。日本代表一改往日压价的傲慢，对着洛克利直接喊出“180美元\/吨”的报价——这比1932年楚记货栈的出价高出20%，更是当年国际均价的1.5倍。
“洛克利先生，只要你将今年的废钢优先供应给我们，价格还能再谈。”森田一郎语气倨傲，身后的助理“哗啦”一声打开装满美元现钞的皮箱，绿色的钞票堆成小山，“我们可以预付80%货款，现金结算。”
洛克利看着眼前的现钞，眼神动摇。他虽是商人，但也不愿得罪财大气粗的日本财阀。楚记货栈的周凯得知消息，立刻带着最新报价赶到，推门而入时，语气沉稳：“190美元\/吨，且楚记将与你签订三年长期采购协议，每年递增5%采购量。”
一场没有硝烟的价格战在纽约街头悄然打响。美国废钢价格在短短一个月内飙升30%，各大废钢商坐收渔利，而日本虽抢到部分份额，却付出了高昂代价——仅1933年第一季度，其废钢采购成本就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50万美元，财政压力骤增。
眼看美国市场难分胜负，日本将目光转向东南亚。当时东南亚的英属马来亚、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存有大量殖民时期遗留的废钢，铁路废弃钢轨、老旧机械堆积如山，此前一直是日本的补充采购地。
日本驻东南亚领事馆迅速行动，通过贿赂当地殖民官员、威胁中小废钢商等手段，签订“独家采购协议”。在马来亚槟城港，日本商人甚至雇佣当地黑帮，拦截运往兴南的废钢船只，一时间，东南亚至兴南的航线竟成了“险途”。
1933年3月中旬，楚记货栈一艘载有3000吨废钢的货轮在新加坡海域被日本黑帮劫持。船员被扣押在船舱内，货物被强行转运至日本长崎港。消息传回仰城，楚阳拍案而起，桌上的茶杯震得作响：“既然他们玩阴的，我们就换条路走。”
他立刻召集陈默与杨金秀开会，调整策略：“东南亚渠道暂时放弃，全力开拓南美、欧洲市场。但是我们一定要抬高废旧钢铁的价格，特别是东南亚地区，报纸一定要塞够钱，让他们随时报到外界的废旧钢铁价格。哪怕人日本每年只多花100万美金都是胜利。更何况现在他们至少要多花5、600万美元。
楚记货栈根据楚阳的指示直奔南美。当时南美各国正处于工业起步阶段，铁路建设留下大量废弃钢轨，老旧工厂的机械也亟待处理，且当地商人对废钢价格预期较低。杨金秀抓住机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与当地最大的废钢商达成协议，以“130美元\/吨”的价格，每年购入20万吨废钢；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她又拿下两大废钢商的独家采购权，每年新增20万吨份额。
这些来自南美的废钢，通过楚记货栈的远洋航线，跨越大西洋、印度洋，最终抵达兴南实港城。不仅填补了东南亚渠道的缺口，采购成本还比美国市场低了30%。
与此同时，陈默在欧洲展开外交攻势。凭借此前《兴美合作协定》的影响力，他先是说服英国开放本土及殖民地的废钢市场，在伦敦与英国钢铁公司签订协议，每年可从英国本土及英属印度购入35万吨废钢；随后又飞往法国，在马赛港与法国废钢商达成合作，开通了一条专门运输欧洲废钢的航线，每年新增25万吨采购量。
1933年上半年，兴南虽在东南亚损失了15万吨废钢采购量，却从南美、欧洲新增了75万吨份额，总采购量反而比1932年增加了20%。
日本见渠道封锁失效，又将矛头指向舆论。他们在欧美媒体上大肆散布谣言，称“兴南抢购废钢是为扩军备战，威胁东南亚和平”，甚至伪造“兴南将废钢用于制造武器”的假照片——照片上，兴南工人正在搬运钢材，却被日本媒体恶意裁剪，配上“兴南军工生产线”的标题，刊登在《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主流媒体上。
一时间，美国国会内部出现“限制对兴南出口废钢”的声音，外联部的陈默顿时陷入了舆论公关的苦战。但他早已有所准备，立刻拿出兴南炼钢厂的生产数据与用途报告，在美国《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署名文章：“1932年兴南购入的125万吨废钢，70%用于铁路、桥梁建设，20%用于生产农机，仅10%用于国防工业，且均为防御性武器。”
为了彻底击碎谣言，陈默还邀请美国记者团前往兴南实地考察。记者们在仰城炼钢厂看到，通红的钢水被浇铸成钢轨、犁耙，工人们忙着将钢材运往铁路工地，整个工厂看不到任何武器生产的痕迹。考察结束后，《纽约时报》立刻刊登了记者的见闻，标题醒目：“兴南的废钢用途清晰，所谓‘扩军威胁’纯属无稽之谈。”
日本的舆论攻势瞬间瓦解，美国政府不仅没有限制对兴南的废钢出口，反而因兴南扩大采购量，带动了美国本土废钢产业发展，增加了就业岗位，对兴南的好感度进一步提升。
此后两年，这场铁源暗战愈演愈烈。日本每年都在增加废钢采购预算，1934年预算提升至2500万美元，1935年更是突破3000万美元，却始终无法追上兴南的脚步。楚阳下令，兴南的废钢采购额度必须保持在日本的1.25倍，日本花3000万美元，兴南就花3750万美元；日本采购100万吨，兴南就采购125万吨。造成日本钢材比原时空少买到30%而花费是1.8倍。
到1935年底，兴南已构建起“美国+欧洲+南美”的三元废钢采购体系，每年采购废钢总量达180万吨，是日本的1.3倍。而日本的军工产能缺口持续扩大，原定1934年下水的两艘驱逐舰因钢材不足被迫延期，1935年的炮弹产量同比又下降了20%，军部内部怨声载道。
1936年，日本发动“二二六兵变”，军部势力彻底掌控政权，对外扩张的野心愈发膨胀。为了填补钢铁缺口，日本将目光投向了中国东北——当时东北的铁矿储量丰富，日本关东军迅速成立“满洲制铁株式会社”，疯狂开采铁矿，试图摆脱对进口废钢的依赖。
楚阳得知消息后，立刻调整策略：“既然他们想靠东北铁矿自给自足，我们就断了他们的运输线。”他命令统调局联合东北抗日联军，在南满铁路沿线展开袭扰，破坏日本的铁矿运输。
统调局特工伪装成铁路工人，在铁轨下埋设炸药，每当满载铁矿的列车经过，便引爆炸药，让列车脱轨倾覆；东北抗联则在山林中伏击日本运输队，抢夺铁矿资源，或将其沉入江河。仅1936年一年，日本从东北运往本土的铁矿就减少了30%，满洲制铁株式会社的炼钢产能始终无法达标。
与此同时，兴南的废钢采购规模持续扩大。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为了支撑战争机器，将废钢采购预算提升至5000万美元，（同时空1937年日本只花费了3700万美元）而多出来的1300万美元至少可以往华国战场多调两个满编师团）兴南则紧随其后，将采购额度提升至6250万美元，继续保持1.25倍的优势。
楚记货栈的商船穿梭于全球各大港口，纽约、鹿特丹、里约热内卢、孟买……几乎所有存有废钢的地区，都能看到楚记代表的身影。他们与当地废钢商签订长期协议，甚至在部分地区投资建设废钢回收厂，从源头掌控废钢资源。
兴南的炼钢厂也随之扩建，从最初的两座增加到五座，分布在仰城、实港城、佤城等地，年产钢材达200万吨。这些钢材一部分用于兴南的基建与民生，修建铁路、制造农机；一部分用于军工生产，打造枪炮、军舰，增强国防实力；还有一部分通过秘密渠道，运往中国抗日根据地，支援国内的抗日斗争。
1938年，日本为了抢夺废钢资源，甚至不惜与德国、意大利展开竞争。当时德国正大力发展军工，对废钢的需求也十分旺盛，日本不得不再次提高报价，将废钢采购价抬升至每吨250美元，比1932年翻了两倍多。
兴南则改变策略，不再单纯比拼价格，而是通过“技术换资源”的方式，与各国废钢商合作。陈默带着兴南的农业技术团队，前往南美，向当地农民传授高产水稻种植技术，换取废钢采购优先权；陈默则与欧洲国家达成协议，为其提供橡胶、钨矿等战略资源，交换废钢份额。
这种合作模式不仅降低了采购成本，还巩固了兴南与各国的关系。到1938年底，兴南的废钢采购网络已覆盖全球五大洲，每年采购量达220万吨，是日本的1.28倍，彻底压制了日本的废钢进口渠道。
1939年，二战爆发前夕，日本军部的废钢进口报告上，数据触目惊心：全年废钢进口总量仅为1932年的70%，军工产能缺口扩大至40%，多艘军舰因钢材不足被迫停建。
而兴南这边，五座炼钢厂满负荷运转，钢材产量充足，不仅支撑起国内的基建与国防，还能为抗日根据地提供支援。楚阳站在仰城的最高处，看着远处炼钢厂冒出的浓烟，眼神坚定：“这场铁源暗战，我们不仅要断日本的钢铁命脉，更要为华人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
此时的东京军部，永田铁山看着兴南的相关报告，脸色阴沉如墨。他知道，这场围绕废钢的暗战，日本已彻底落入下风，而随着二战的爆发，更大的较量，才刚刚开始。兴南的钢铁绞杀，将在战争中持续发酵，成为影响战局的关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