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的仰城，一场连绵的冬雨将整座城市浸得冰凉。军委会办公楼的三层会议室里，壁炉中松木燃烧的噼啪声，成了唯一能打破沉寂的动静。特级上将楚阳站在巨大的亚太地图前，指尖悬在标注着“金陵”的位置，久久没有落下。地图上，代表日军的红色箭头已从华北、华东两路南下，在金陵周边形成合围，而兴南国防军派驻华国的轮战部队——新编第二十八军的伤亡电报，正躺在桌角的文件夹里，墨迹未干。
“主任，楚强总参谋长到了。”侍卫长楚卫的声音轻得像窗外的雨丝，却还是让楚阳紧绷的肩膀微微一动。
推门而入的楚强，身上还带着华国战场的硝烟味。这位刚从金陵前线撤回的总参谋长，往日里挺拔的腰杆此刻有些佝偻，眼眶通红，军装袖口还沾着几块暗红色的污渍——那是金陵城内百姓的血，也是兴南士兵的血。“主任，金陵…。”楚强的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日军进城后，见人就杀，商铺被烧，妇孺被掳，新编二十八军的一个营为了掩护百姓撤退，全打光了，最后一个兵拉响了炸药包，和日军的坦克同归于尽……”
楚阳转过身，将一杯冒着热气的普洱茶递到楚强手中。茶是云南普洱，是楚阳特意让侍卫泡的，醇厚的茶汤能稍稍压下心中的郁气。“我知道。”楚阳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但我们不能只盯着金陵的血，要从这血里看清日军的野心，更要为将来铺路。”他走到地图前，手指从金陵一路向南，划过南海，最终落在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的区域，“日军占金陵，是为了全面控制华国；而华国缺橡胶、缺石油、缺锡矿，这些东西，南洋遍地都是。你觉得，日军会放过这块肥肉吗？”
楚强捧着茶杯，指尖微微颤抖。他跟着楚阳多年，自然明白其中的关节——兴南地处中南半岛，与南洋隔海相望，一旦日军占领南洋，兴南就会陷入日军的包围，到时候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主任的意思是，我们要提前在南洋布局？”
“不仅要布局，还要联合南洋的华人同胞。”楚阳点头，目光变得锐利，“南洋三百万华人，是我们的血脉兄弟，也是守护南洋的潜在力量。但他们现在分散在各个殖民地，没有组织，没有武装，就像一盘散沙。我们要做的，就是帮他们把这盘散沙聚成顽石。”
就在这时，会议室的门被再次推开，统调局局长杨金秀快步走进来，手里捏着一份加密电报，脸上带着几分急切：“主任，南洋有贵客到了。”他将电报递到楚阳面前，“新加坡华人商会领袖陈嘉，带着两名贴身随从，乘坐荷兰货轮‘阿姆斯特丹号’从仰光港秘密入境，现在已经到了城外的‘兴南客栈’，说有要事求见，还带了一份南洋华人社团的联名信。”
楚阳眼中闪过一丝精光。陈嘉这个名字，他早有耳闻。这位出身福建南安的南洋商人，靠着橡胶贸易和航运起家，如今掌控着马来亚半数的橡胶出口、荷属东印度三分之一的锡矿运输，更在新加坡、槟城、泗水等地的华人社团中威望极高——可以说，陈嘉的一句话，能调动南洋华人的半数资源。“来得正好。”楚阳当即拍板，“楚强，你先去休整。杨金秀，你去安排一下，让陈嘉先生到后花园的‘听雨亭’见我，沿途的侍卫换成统调局的人，对外就说我在亭中处理公务，任何人不得靠近。”
杨金秀点头应下，转身离去。楚强看着楚阳，欲言又止——他知道陈嘉此行必然是为了求援，但兴南如今的兵力和资源也有限，既要支援华国战场，又要兼顾本土防御，再分兵南洋，会不会太过冒险？
似乎看穿了楚强的顾虑，楚阳拍了拍他的肩膀：“放心，我们不会直接派兵，而是用‘隐秘支援’的方式。南洋的事，最终还要靠南洋华人自己。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们递上武器，教他们怎么打仗，帮他们建立组织。等将来日军南下，他们就是插在日军背后的一把刀。”
当天下午，仰城军委会后花园的“听雨亭”里，冬雨依旧淅淅沥沥。亭子四周种着几株芭蕉，雨水打在宽大的叶片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倒给这隐秘的会晤添了几分掩护。楚阳穿着一身深灰色的常服，坐在石桌旁，面前放着一杯刚泡好的普洱茶。他没有让侍卫在亭中伺候，只有杨金秀在亭外五十米处的假山上放哨——这种级别的密谈，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分风险。
没过多久，一个穿着黑色羊毛大衣、戴着礼帽的中年男人，在杨金秀的引导下走进了亭子。男人身材中等，面容儒雅，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手里提着一个棕色的皮箱，正是陈嘉。他刚走进亭子，就摘下礼帽，对着楚阳微微躬身：“楚主任。”
楚阳起身，伸手示意陈嘉坐下：“陈先生一路辛苦，先喝杯茶暖暖身子。”
陈嘉道谢后坐下，将皮箱放在脚边，目光不自觉地扫过亭外的芭蕉林——他常年在南洋经商，见惯了欧美殖民者的傲慢，也经历过日军的欺压，深知在乱世中，没有实力的“友谊”都是镜花水月。这次来兴南，他既是为南洋华人求援，也是为了试探兴南的真正实力——毕竟，兴南立国不过十余年，在国际上的存在感并不算强，很多南洋华人甚至不知道中南半岛还有这么一个华人国家。
“楚主任，我这次来，是带着南洋三百万华人的期盼。”陈嘉端起茶杯，却没有喝，只是轻轻摩挲着杯壁，“日军在华国的所作所为，我们都看在眼里。华国的惨状，更是让南洋华人夜不能寐。现在，日军已经开始在南洋动手了——槟城的‘中华总商会’上个月被日军以‘涉嫌资助抗日’为由查抄，会长林老先生被抓进宪兵队，至今生死未卜；泗水的华人橡胶园，被日军强行‘租借’，园主反抗，就被当场枪杀；就连新加坡的唐人街，日军的巡逻队也开始频繁出现，动辄搜查商铺，殴打华人。”
说到这里，陈嘉的声音有些哽咽。他从皮箱里拿出一叠照片，推到楚阳面前——照片上，槟城中华总商会的大门被砸得稀烂，地上躺着被打死的华人；泗水的橡胶园里，华人园主的尸体倒在血泊中，日军士兵正用刺刀挑着他的衣服狞笑；新加坡唐人街的街道上，华人商铺的招牌被砸毁，几个日军士兵正拖拽着一名华人妇女。
楚阳拿起照片，一张一张仔细看着。照片上的场景，和他记忆中日军在华国的暴行如出一辙。他将照片放下，目光变得凝重：“陈先生，兴南与南洋华人血脉相连，你们的苦难，就是我们的苦难。但要对抗日军，不能只靠一时的愤怒，更不能靠零散的反抗——那样只会让更多的华人白白牺牲。我们必须有一个长远的、系统的计划。”
陈嘉眼中闪过一丝期待。他知道，楚阳既然这么说，必然是已经有了方案。“楚主任有什么想法，尽管直说。只要能保护南洋华人，我们南洋华人商会愿意全力配合。”
“我有三个层面的考虑，你听听是否可行。”楚阳伸出手指，缓缓说道。
“第一，从战场现实来看，日军现在的主力都被牵制在华国战场，南洋的兵力相对薄弱——据我们统调局的情报，日军在南洋的驻军不过三万余人，而且分散在各个殖民地，缺乏重型武器。这是我们的机会。我们可以在南洋埋下‘火种’，先秘密组织华人武装，等日军南下时，这些武装就能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牵制日军的兵力，让他们首尾不能相顾。”
“第二，从华人根基来看，南洋华人虽然多，但长期处于殖民统治之下，缺乏组织纪律，更没有实战经验。就算我们给他们送再多武器，没有经过训练的战士，也打不过装备精良的日军。所以，我们必须建立一套‘选拔-训练-实战’的体系——南洋华人每年选派2000名青年来兴南陆军军官学校受训，学习战术、通讯、侦察等技能；毕业后，一部分人直接回南洋组织武装，另一部分人编入兴南国防军的轮战部队，去华国战场历练，在实战中积累经验。只有经过血与火的考验，才能真正成长为能打仗的战士。”
“第三，从战后格局来看，这场战争迟早会结束，但战后的世界，必然是弱肉强食。欧美列强不会轻易放弃在南洋的殖民地，日军如果战败，南洋可能会被英美荷等国重新瓜分。如果南洋华人没有自己的武装和政权，就算躲过了日军的屠刀，也难逃被殖民的命运。所以，我们要提前规划——兴南帮你们在南洋建立多个华人自治政府，待战争结束后，以这些自治政府为基础，校仿大英联邦成立‘南洋联邦共同体’，但兴南必须作为共同体的核心成员，负责部分驻军，且日后共同体意识形态和国际形势上必须和兴南政府保持一致，各自治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权，这些需要写入立国宪章。这样一来，南洋华人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