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华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阿列克谢一世站在办公室的窗前，已经整整一个时辰没有动过。
窗外是红场。
那块石碑就立在红场的正中央，青灰色的花岗岩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冷冽的光泽。
碑文是用汉文和俄文对照刻成的，他不需要翻译也能看懂俄文那半边写的是什么。
“兴华六年五月，新汉皇帝巡幸至此。”
“俄罗斯沙皇阿列克谢一世率众归附。朕嘉其识时务、保民生，特许保留其宗庙社稷，以示怀柔。”
“率众归附”四个字像四根钉子，钉在他的眼睛里，拔不出来。
他身后站着三个人。
杜马书记官博格丹·希特罗沃，总主教尼康，以及他的长子、皇储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
三个人都不敢说话，空气沉闷得像暴风雨前的天空。
最终还是尼康先开了口。
这位东正教会的最高领袖已经六十多岁了，须发皆白，但声音依然洪亮：“陛下，您真的要把教会学校全部交给那些异教徒？”
阿列克谢一世没有转身，声音低沉：“总主教阁下，您看到那两艘飞艇了吗？”
尼康愣了一下：“看到了。”
“您看到它们是怎么从天上下来的吗？”
“……看到了。”
“那就不要再问这种问题了。”阿列克谢一世终于转过身来，他的脸色很差，但语气异常平静。
“那些中国人能从天上飞过来，能在半天之内从里加飞到莫斯科。”
“他们的军队可以在我们集结完毕之前就把克里姆林宫炸成废墟。我们拿什么抵抗？用长矛吗？用火绳枪吗？”
尼康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
皇储费奥多尔今年十五岁，是个瘦弱的少年，脸色苍白，眼神中带着与他年龄不符的忧郁。
他小声说了一句：“父王，那我们以后……是不是就要说汉语了？”
阿列克谢一世看着自己的儿子，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也许吧。但至少你还活着。这就够了。”
同一天傍晚，莫斯科城南，米亚斯尼茨基大街。
叶卡捷琳娜·伊万诺娃坐在自家门前的台阶上，手里捏着一块刚发下来的“居民登记卡”。
卡片是用硬纸板做的，上面印着汉文和俄文两种文字，写着她的姓名、年龄、住址和职业。
卡片左上角盖着一个红色的五角星印章。
这是今天上午新汉军管会的人挨家挨户发下来的。
发卡片的那个中国士兵年纪不大，看上去也就二十出头，穿着笔挺的绿色军装，腰间别着一把手枪，但说话很客气。
他用磕磕绊绊的俄语说：“老人家，这是您的居民登记卡，请妥善保管。以后领粮食、看病、孩子上学，都要用到这张卡。”
叶卡捷琳娜接过卡片时，手是抖的。
她以为这个兵会闯进她家里搜查，会抢走她仅剩的一点粮食，会把她唯一的孙子米沙抓走当兵。
但那个兵什么都没做，发了卡片就走了，临走前还冲她笑了一下。
她坐在台阶上，翻来覆去地看着那张卡片，总觉得哪里不真实。
邻居彼得罗夫娜大婶凑了过来，手里也捏着一张同样的卡片。
她压低声音说：“叶卡捷琳娜，你说这些中国人到底想干什么？不发脾气，不抢东西，还给发粮食票，他们图什么呢？”
叶卡捷琳娜摇了摇头：“我不知道。”
“但今天下午我去军管会门口看了，他们真的在发粮食。每人每月三十斤面粉，小孩减半。不要钱，凭卡领取。”
“真有这么好的事？”彼得罗夫娜大婶的眼睛瞪得溜圆，“不会是骗人的吧？”
“是不是骗人的，下个月就知道了。”叶卡捷琳娜说着，站起身来，拍了拍裙子上的灰尘，“我先回去了，米沙该放学了。”
“放学？米沙去哪儿上学了？”
“新汉人办的那个学堂，就在原来圣尼古拉斯教堂的位置。”叶卡捷琳娜说，“今天第一天开课，米沙一大早就跑去了。”
彼得罗夫娜大婶愣了半天，然后嘟囔了一句：“教堂改学堂……这些中国人还真是说到做到啊。”
莫斯科河南岸，原圣尼古拉斯教堂。
这座有着三百年历史的东正教教堂，如今已经面目全非。
教堂正门上方的十字架被摘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写着“莫斯科第一公立学堂”的木牌。
教堂内部的长椅和圣像被搬走了，换成了几十张简易的课桌和黑板。
教堂的彩绘玻璃窗没有被拆除，但透过那些色彩斑斓的玻璃照进来的光线，照射的不再是祈祷的信徒，而是埋头写字的学生。
米沙·伊万诺夫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手里握着一支削好的铅笔，面前摊着一本崭新的练习本。
练习本的封面上印着几个汉字，他不认识，但他觉得很漂亮。
讲台上站着一个年轻的中国人，穿着一件灰色的长衫，戴着一副圆框眼镜。
他先用汉语说了一遍自己的名字，然后用俄语重复了一遍：“同学们好，我姓陈，你们可以叫我陈老师。从今天开始，我来教你们汉语和算术。”
教室里坐着四十多个孩子，年龄从七八岁到十四五岁不等，有男孩也有女孩。
他们都是附近街区的居民子弟，有农奴的孩子，有手艺人的孩子，也有小商贩的孩子。
在此之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进过学堂——不是不想进，而是进不起。
东正教会办的学校只收贵族和神职人员的子弟，而且要收取高昂的学费。
陈老师拿起一根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第一个汉字：“人”。
“这个字念‘rén’，意思是‘人’。”他用俄语解释道，“一撇一捺，相互支撑，这就是‘人’。”
“一个人站不稳，两个人互相扶持，才能站稳。这是汉字的基本精神——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帮助。”
米沙睁大眼睛，盯着黑板上的那个字。
一撇一捺，那么简单，却又那么有力。
他拿起铅笔，在自己的练习本上一笔一画地模仿着。
他的手很笨，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的，但他不在乎。
他只觉得心里有一股热乎乎的东西在涌动，像是冬天里喝了一碗热汤。
坐在他旁边的伊万·彼得罗夫，他的好朋友，一个红头发的瘦小子。
他凑过来看了一眼他的本子，小声说：“你写得好难看。”
米沙瞪了他一眼：“你写得更难看。”
伊万不服气地亮出自己的本子。
他写的“人”字倒是比米沙的工整一些，但撇和捺的比例不对，看起来像一个倒立的三角形。
陈老师走下讲台，在教室里来回走动，检查每个学生的作业。
他走到米沙身边时，停下来看了看，然后伸手纠正了他握笔的姿势：“手指放松一点，笔不要握得太紧。对，就是这样。再写一遍试试。”
米沙按照陈老师的指导，重新写了一笔。
这一次，虽然还是歪歪扭扭的，但至少看起来像个“人”字了。
陈老师点了点头：“不错。继续练习。”
他走开后，米沙低头看着自己写的那个字，嘴角不自觉地翘了起来。
这是他人生中写下的第一个汉字。
他忽然觉得，那些中国人好像也没有传说中那么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