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香港像一锅煮沸了的汤。
刘湘是在深圳工厂的宿舍里醒来的。那天早上他起得比平时晚——不是偷懒，是前一晚跟老吴盘库存盘到凌晨两点，四十万件订单的面料、辅料、半成品，堆满了三个仓库，每一样都要核对数字。他躺在床上，习惯性地打开收音机，调到香港电台的晨间新闻。
播音员的声音不太对劲。不是内容不对，是语气不对。那种刻意保持平稳、但尾音微微发抖的语气，刘湘在深水埗摆摊的时候听过——那是小贩们听说小贩管理队要来突击检查时的语气，表面镇定，心里发慌。
“……港元兑美元汇率昨日收报九点三五比一，创历史新低。财政司呼吁市民保持冷静，重申联系汇率制度正在研究中……”
九点三五。刘湘从床上坐起来，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大。他知道港币会跌，但不知道会跌得这么快、这么猛。年初的时候还在七块八左右，九月中旬已经跌破了九块。市场对中英谈判的前景彻底失去了信心，资金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往外涌，挡都挡不住。
今年跟汇丰签贷款合同时，通过银行换成美金。今天，港币已经跌到了九块三。如果他当时没有做这个安排，那八十万港币的购买力已经缩水了百分之二十以上。而他用这八十万港币换来的十一万美金，现在的港币价值已经超过了九十一万。
九月中旬到九月下旬，是香港金融史上最疯狂的两周。
刘湘从深圳回到香港，住进了旺角的那家酒店。他需要亲眼看看这座城市在恐慌中的样子——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是为了寻找机会。每一次危机都是一次财富转移。恐慌的人把钱交给冷静的人，然后消失在人群里。
茶餐厅里的气氛变了。以前大家聊的是马经和股票，现在聊的是换汇。坐在角落里的中年男人压低声音问隔壁桌的朋友：“你换了没有？”对方也压低声音回答：“换了，找相熟的找换店，九块五。”“九块五？我昨天换的九块六，今天又跌了？”“嘘——小声点。”
深水埗的街头，卖鱼黄叔的摊位前多了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今日港币兑美金——黑市价”。他每天早上去鸭寮街找换店问价，然后更新黑板上的数字。不是因为他对汇率有兴趣，是因为每个来买鱼的师奶都会问同一个问题：“黄叔，今日美金咩价？”
鸭寮街的找换店门口排起了长队。队伍从店门口一直延伸到街尾，蜿蜿蜒蜒的，像一条长蛇。排队的人有老有少，有穿西装的上班族，有穿拖鞋的街坊，有拎着菜篮子的师奶，有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妈妈。他们手里攥着存折、现金、支票本，脸上挂着同一种表情——焦虑。
最离谱的是九月二十二日那天。
那天下午，刘湘在深水埗的一家茶餐厅吃下午茶，听到隔壁桌两个中年男人的对话，差点把奶茶喷出来。
“老陈，你换了多少？”
“换了五十万。”
“五十万？你哪来那么多钱？”
“我把北角的楼押了，套了四十万，加上自己的积蓄十万。”
“你疯啦？押楼换美金？万一港币又涨回来呢？”
“涨回来？你看看今天几多了？九块七！上个月才八块出头，这个月就九块七了。再不换，下个月十块都打不住。我跟你说，我一个做贸易的朋友，上个月签了一单美金合同，货款还没到账，汇率已经从八块二跌到了九块五。你猜他亏了多少？”
“多少？”
“三十万港币。一单生意白做了，还要倒贴。”
两个人沉默了几秒，其中一个叹了口气，端起奶茶喝了一口，放下杯子的时候，手指还在微微发抖。
刘湘坐在旁边，默默吃完了那碟干炒牛河。
茶餐厅的电视开着，正在播财经新闻。主持人用那种刻意平稳的语气说：“港府今日宣布，外汇基金将动用美元储备入市干预，以稳定港元汇价。财政司重申，联系汇率制度将在近期提交行政局审议……”
联系汇率制度。刘湘知道这个词。他知道一九八三年十月，港府会正式实施联系汇率制度，将港元兑美元固定在七点八的水平。从那天起，港币会告别自由浮动，跟美金绑定。那些在九块多、九块八、甚至十块高位抢购美金的人，会在几天之内发现自己买在了山顶上。
这世上的钱，从来都是从没有耐心的人手里，流向有耐心的人手里。从恐慌的人手里，流向冷静的人手里。
九月二十五日，刘湘接到了陈强的电话。
陈强就是刘富贵介绍的那个中间人，专门做深水埗、旺角、油麻地一带的商铺和物业买卖。五十多岁，矮胖矮胖的，圆脸上永远挂着一副笑眯眯的表情，但那双小眼睛转起来比计算器还快。他在电话里的语气跟平时不一样——不是笑眯眯的，是急促的、压低声音的，像是怕被别人听到。
“刘生，你之前让我留意戏院的事，有消息了。”
“什么戏院？”
“油麻地戏院。老板姓钟，七十多岁了，身体不好，子女都在国外，不想接手。最近港币跌成这样，他怕资产缩水，想尽快套现走人。开价五百万港币，但如果你有美金，价格可以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