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俊一个人坐在母亲的小饭馆里。
打烊了。饭馆的门已经关了。铁皮卷帘门发出了一种干涩的嘎吱声以后落地。落地的一瞬间地面震了一下。震得门框上挂着的一串干辣椒轻轻晃了一下。辣椒是母亲自己晒的。用针线串的。串的时候线比较粗，辣椒和辣椒之间的间距不匀。有的紧挨着彼此，中间的缝隙只有一毫米多。
灶台上的火已经关了。锅还架在灶上。锅底有一点点残余的酱油色，是最后一道红烧排骨收汁时留下的。锅铲斜靠在锅沿上。铲面的边缘有一点焦黑，不是糊了，是经年累月的油在高温下碳化，在铁的表面结成的一层极薄的膜。洗不掉的。也不想洗掉。母亲每次洗锅都只刷锅底，从不刮铲面。她说这层东西是时间的釉。
母亲站在灶台前面。她拿着一条白毛巾，在擦灶台的不锈钢台面。擦了一遍又一遍。毛巾是潮的。不是湿的。擦了以后台面上水痕干得很快，干了以后反出一层很淡的银白色的光。
周秀兰没有停下手里的毛巾。但她擦的速度慢了一点点。不是停了。是把节奏从四秒一次变成了六秒一次。她知道儿子要说的东西不是小事。
我爸的账。还完了。
毛巾停了。不是完全停。是停了两秒。然后继续擦。继续擦的时候毛巾的走向从左到右变成了从右到左。换了方向。
我知道。
他笔记本上最后的东西也查清楚了。
我知道。
徐文俊看着她的背影。她的背比十年前弯了一点。不是驼。是脊椎的那些小关节在长年累月地弯腰炒菜以后，彼此之间的间隙缩小了。间隙缩小的结果是整个上半身前倾的角度增加了大概五度。五度不多。但他看得到。因为这五度的每一度都是替他爸弯的。他爸不在的那些年，所有的账都压在她的背上，她没有让人分担。甚至没有让他知道那些账存在。所有账目在她心里默默叠成一座小山。她一个人背着。背了十年。
你一直在等我告诉你。
母亲停下了擦灶台的手。这一次是真的停了。她把毛巾放在灶台上。折了一下。再折一下。折成手掌大小。放在灶台的左前角——那里是被火苗燎过的地方。建国教会她炒菜的那天。她学翻锅的时候锅翻了。油泼在灶台上。起了一小片火苗。后来那片火苗灭了。但灶台的左前角从此多了一个她永远擦不掉的位置。
她转过身。看着儿子。笑了。眼角有皱纹。皱纹比去年又多了一道。去年是三条。今年是四条。第四条还在形成的过程中。不是已经定了型的那种深沟。是皮肤刚刚有了一个折痕。折痕的边缘还有点发红。那是皮肤还在试图弹回来的最后挣扎。但已经弹不回来了。
不等了。查完了就好。
徐文俊看着她的眼睛。她的眼睛里有光。光是灶台上那盏小灯的倒影。但光的后面有一层比光更底的东西。那种东西他不知道名字。但他认得。
你没问我。
问了也帮不了你。不问也是帮你。
她说这两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平到了像是在说今天的排骨有点咸了。但他的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了一下。不是哭。是说不出话。他妈刚才说出来的那两句话，是他这辈子听过的最完整的事理总结。问了也帮不了你，是真的帮不了。那些账、那些芯片、那些人命、那些卷宗，她没有一样能碰。没有人会给她授权。没有人会让她旁听。没有人会在开庭的时候通知她。但不问也是帮你——她把自己从这条路上撤走，不是因为怕。是因为她知道，路要一个人走。她只要保证他在走累了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可以回来坐下。她不需要知道他去过哪里。她只需要让他回来以后那碗面是热的。
妈。谢谢你。
周秀兰把毛巾拿起来。又擦了一下灶台。这一次擦的位置不是灶台上被油污弄脏的地方。是那个左前角。她擦了很多遍。擦了以后看了看自己的手指，手指是干净的。灶台上没有灰。她只是想再多擦一遍。
谢什么。你是我儿子。你爸是我男人。你查他。我守着你们。这不是应该的吗。
她把毛巾放进水池里。拧开水龙头。水冲在毛巾上。白色的毛巾被水打得翻了个面。她用两根手指把毛巾夹起来。拧干。水从她的指缝里流出来。水流在灯光下不是透明的，带着极淡极淡的黄色。是灶台上蹭下来的那一点酱油色和油渍。不多。但十年的时间积累在一条毛巾上的酱油色和油渍加起来，够染出一层很浅很浅的淡黄。
她把毛巾挂在水池上方的横杆上。拍了拍毛巾的四角。让它们平整地垂下来。做完了这件事以后她转过身，靠在灶台上，两只手撑在台面边缘。台面上还有一些温热。是刚才炒菜的余温。
俊俊。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这是她第一次问他这个问题。十四年了。从一九九七年那个雨夜到现在，她从来没有问过他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她不是在催。她只是觉得，现在可以问了。因为他已经把过去的账还清了。还清了以后就是以后的事了。
徐文俊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铜的。旧的。磕了一道痕。他把打火机放在灶台上。放在那个左前角的位置。打火机的底部碰到了灶台的不锈钢面，发出一声很清脆的金属响。不是撞。是放。放在他妈学会炒第一盘菜的地方。放在他爸在旁边笑的地方。
我打算把它拆了。
拆什么。
公司。
周秀兰看着灶台上的那个打火机。铜壳在灯光的映照下有一层很淡的暖光。她认识这个打火机。建国用了十几年。俊俊又用了十年。总共二十多年了。一刻痕是两千年的。别的痕迹更老。有一道横着的浅划痕，是建国不小心在铁皮上蹭的。那一下蹭得很轻，但建国心疼了一个下午。后来他再也没有把打火机放在口袋里。每次出门都拿在手上。
拆了也好。
她没有问为什么。没有说你疯了。没有说建了这么多年说拆就拆。她只说了一句拆了也好。因为她知道儿子想做的事情跟建国一样——不是把东西拿在手里。是把东西分出去。建国把炒粉分给所有吃过他炒粉的人。俊俊把公司分给所有帮他建起来的人。父子两个，在不同的时代做了同一件事情。只是工具不同。一个是锅铲。一个是合同。
你爸要是还在，他可能比你还疯。
徐文俊听到这句话以后低下头。不是在难过。是在确认一件事情，他妈说的这句话是对的。他爸确实比他更疯。父亲在一九九五年只身去东京查田中一郎，没有带任何人。身上只有一本护照和一本笔记本。笔记本上记的是电话号码。是地址。是账户。是每一个可能涉及那三百万日元的人名。他查到了。然后他死了。他没有机会拆散任何东西。他的拆法被一辆做了手脚的桑塔纳截断了。但那不意味着他不想拆。他把拆的意愿留在了笔记本上。留给了儿子。儿子用了十年把它查完了。现在是拆的时候了。
拆了以后呢。
分三块。电子归马六。贸易归赵猛。社区归风眼基金。我自己留在风眼基金里。
那你有什么。
有我爸的名字在铜牌上。有方叔的警徽在我桌上。有关海的扳手在我抽屉里。有海妍。有赵猛。有马六。有赵明远。有我妈。
周秀兰没有再问了。她把毛巾从横杆上拿下来。又拧了一下。但其实已经干了。水早就不滴了。她拧毛巾不是因为毛巾湿。是她的手空下来不习惯。她的右手习惯了握着什么东西——碗。铲。毛巾。温度计。建国的手。俊俊的胳膊。现在她的手空着。空着的时候她就想找一样东西握着。跟她的儿子一样。徐文俊的手在口袋里。口袋里有打火机。打火机没有打。
她把毛巾放回去。看了一眼墙上的钟。钟的指针指在晚上十点半。她该回家了。饭馆离家有二十分钟的脚程。她每天走四十分钟，来二十分钟，回去二十分钟。走了三年。风雨不改。只有一次没走。是老关走的那天。她那天没开门。
她拿起挂在门边的布包。布包是深蓝色的，上面印着一个模糊的超市标志。打开门。卷帘门拉上去以后发出了一阵干燥的嘎吱声。街上的路灯亮着。橙色的钠灯把老街的石板路照得一块明一块暗。她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儿子。儿子还坐在桌子旁边。那张桌子是他爸以前坐的位置。桌上放着一碗没吃完的面。面凉了。汤也凉了。汤面上凝了一层白色的油膜。
早点回去。
知道了。
她走了。脚步声在石板路上渐远。一下。一下。跟防波堤上的红灯在同一个频率。亮一下。暗一下。走一步。停一步。徐文俊坐在那里没有动。他看着灶台。灶台上的火已经灭了。但灶台还是热的。热从灶心慢慢往外渗，渗到台面，再从台面渗到空气里。空气里有酱油的味道。有葱油的味道。有被火烧过的铁的味道。有这个饭馆三年来发生的所有事情的味道。那些味道叠在一起。不是乱的。是有秩序的。每一层味道的下面都是一个时间点。最底层的味道是一九九七年的酱油，他爸最后一次炒粉用的那瓶。那瓶酱油被他妈保留了下来。不是放在柜子里。是炒每一道菜的时候都倒一点点。不多。一瓶酱油用了十年。还剩半瓶。
他把碗里最后一口面吃了。凉的。汤的咸味比热的时候重。不是因为盐多了。是因为凉了以后味蕾的敏感度变了。咸变得更咸。甜变得更甜。但他吃下去了。最后一口面连汤一起吞进了肚子里。从喉咙到胸口一路凉下去。然后他站起来。把碗放进水池。开了水龙头。水冲着碗底的细纹。细纹被水填满了以后看不到了。但他知道它在那里。
他关了灯。小饭馆暗了。只有灶台上那个小灯泡还亮着。那是母亲的习惯——灶台上的灯永远不关。她说灶台上得有一盏灯。不是为了照明。是为了让路过的人知道这里有人在做饭。
他走出饭馆。拉下卷帘门。门落地的时候震了一下。门框上那串干辣椒又晃了一下。一个辣椒掉下来了。他弯腰捡起来。辣椒很干。干的辣椒皮是脆的。跟纸一样。拿在手里没什么分量。他把它放回那根线上。线比较粗，穿不过辣椒的蒂。他把辣椒放在门框的横木上。然后走了。
灶台上的灯还亮着。那盏灯在橙色路灯的映衬下是不起眼的。但它没有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