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刻有学子起身反驳，强调“礼”乃道德根基，能化民成俗，法乃不得已之补充，若无礼义之心，法亦为虚文。
双方引经据典，唇枪舌剑，激烈异常。
然而，北梁端木学子显然有备而来，他熟稔大雍经典，又能巧妙嫁接北梁法家思想，逻辑缜密，举例刁钻。
他不断追问：
“若礼可治乱，何以贵国前朝有藩镇之祸？”
“若礼能均贫富，何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贵国律例中‘八议’之条，岂非正是‘礼’下‘法’弛，贵贱有别之明证？”
这几个问题，恰好戳中了一些历史积弊和现实困境。
国子监学子们虽竭力辩驳，引“礼有损益”、“法不外乎人情”等道理，但在对方咄咄逼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诘问下，一时显得有些左支右绌，难以给出令对方彻底哑口、也让己方完全信服的犀利反击。
明伦堂内的气氛，渐渐向着不利于大雍的方向倾斜。
几位观礼的老臣眉头紧锁，面露忧色。
就在端木学子又一次以“贵国士族享有诸多法外特权，此非‘礼’之弊乎？”诘问，而国子监一位学子正沉吟组织语言时。
一个清脆的、带着浓浓困惑的、甚至有些奶声奶气的童音，突然从那个官员席旁的角落响起，打破了短暂的沉寂和紧绷的气氛：
“那个北梁的哥哥……”
声音不大，但因全场正屏息凝神，竟异常清晰。
所有人的目光，包括高台上的鸿儒、官员，以及辩论双方，都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过去。
只见幼儿园的那个角落，一个约莫五岁的小童缓缓站起身。
他生得五官周正，面对众人半点不惧，小小年纪，竟已透着几分被诗书浸润过的儒雅气度。
正是武世谦。
他似乎没意识到自己成了全场焦点，只是皱着眉头，一脸认真地看向台上那位气势正盛的北梁端木学子，用他所能想到的最直白、最“幼稚”的语言，问出了他心中盘旋许久的巨大疑惑：
“你们北梁，王子要是犯了法，真的会和卖炊饼的老爷爷一样，被打板子吗？”
“……”
全场瞬间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寂静。
针落可闻。
这问题，太幼稚了！太天真了！王子怎么可能真的和庶民同罪？
哪个国家不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问题简直不值一驳，甚至有些可笑。
然而，在这特定的语境下，这“幼稚”的问题，却像一把最纯粹、最锋利的童心之剑，以一种意想不到的角度，精准无比地刺穿了对方“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一宣传口号下，可能存在的虚伪与矛盾。
端木学子脸上的自信与锋锐，肉眼可见地僵了一瞬。
他张了张嘴，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回答。
说“是”？这显然违背常识和各国潜规则，更会立刻被大雍学子抓住把柄追问细节，徒惹笑柄。
说“不是”或“视情况而定”？那岂不是当场自打嘴巴，承认北梁所谓“法不阿贵”并非绝对，与他方才极力鼓吹的“不因贵贱而殊”完全矛盾？
他之前所有构建的、关于北梁法治“绝对平等高效”的完美形象，在这一个天真的追问下，出现了致命的、难以自圆其说的裂缝。
他可以用复杂的逻辑应对学者，却无法用同样复杂的逻辑去回答一个孩子最简单直接的问题。
“噗……”
不知是谁先忍不住，低低笑了一声。
接着，更多的闷笑声在国子监学子席和大雍官员席中响起，那是一种带着释然、戏谑和扳回一城的快意笑声。
方才被对方犀利问题压得有些喘不过气的大雍学子，此刻眼睛一亮，如同被打通了任督二脉。
一位反应敏捷的国子监学子立刻起身，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朗声道：
“这位小友问得好！
正可见‘法’之践行，何其难也！理想之‘法’与现世之‘行’，往往有别。
我大雍坦诚‘礼’有不足，故辅之以‘法’，更重‘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之教化根本，使民知耻向善，而非仅恃严刑峻法之威慑。
反观……呵呵。”
他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语塞的端木学子，未尽之言，引人遐想。
北梁使团众人脸色都有些不好看。
端木学子面红耳赤，在同伴的示意下，勉强说了句“稚子无知，此问不当在此论”，便匆匆坐下，气势已泄。
一场眼看要落入下风的辩论，竟因一个幼儿园孩子天真幼稚的提问，瞬间扭转了局势，让大雍这边重新掌握了话语的主动权和道德高地。
角落里的齐麟，看着武世谦懵懂地坐下，状似还没完全明白自己一句话的威力，接受着周围同窗投来的崇拜的小眼神，嘴角微微上扬。
撞上齐麟的视线，欢喜的朝她腼腆一笑，又调皮的眨了一下眼。
有时候，最复杂的困局，反而需要最单纯直白的目光去打破。
孩子们不懂那些高深的义理和机锋，但他们懂得问最根本的“真假”与“是否”。
这份未经世俗污染的直觉与勇气，或许正是那些深陷辞藻与逻辑迷宫的成年人，所逐渐遗失的最宝贵的东西。
辩论在武世谦那一问之后，大雍学子重新稳住了阵脚，双方又就“仁政”与“法治”、“王道”与“霸道”、“华夷之辨”与“天下大同”等议题接连交锋，引经据典，唇枪舌剑，场面一度十分激烈。
“仁政”一题。
北梁学子强调“法行则国治，刑措则民安”，认为大雍过于依赖德化，遇豪强巨猾则力有不逮；
国子监学子则力陈“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认为北梁严刑峻法，失却教化之本，易使民免而无耻。
双方各执一词，难分高下。
“王道霸道”之争。
北梁借春秋故事，暗讽大雍有时过于宽仁，有“宋襄之仁”的迂阔；
大雍则反讥北梁“恃力者霸”，虽可强于一时，然“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非长治久安之道。
至于“华夷之辨”，更是敏感。
北梁学子提出“圣人立教，有教无类”，文化先进与否方为文明尺度，暗指大雍以中原自居、视四裔为蛮夷的心态过于保守。
大雍学子则坚守“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强调礼乐文明的核心地位与华夷大防。
辩论至此，已隐隐有火药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