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初，江城。
光宗是从学校小卖部的电视机上知道非典的。
那天晚上，小卖部门口围了一圈人，都仰着头看那台挂在墙角的老电视。新闻里说广东那边有一种肺炎，传染，已经有医务人员感染了。
光宗站在人群外面，看了几分钟，她没说话。她想起汉正街。想起厂里。想起李秀兰每天对账的那张桌子。
第二天，学校开始发体温计。每个宿舍一支。方琳把体温计夹在腋下，坐在床上看报纸。光宗站在窗口，看着楼下。有人拖着箱子走了。有人还在打球。她看了一会儿，把窗帘拉上了。
三天后，宿舍楼封了。
楼下的铁门锁了，门口坐着两个戴口罩的老师。进出要登记，要量体温。光宗没出去。她在宿舍里翻那本成本会计。翻了两页，看不进去。她把书合上，站在窗口。
方琳问“你不回家？”
“不回。”
“你家里人不担心？”
“他们顾不上。”
方琳没再问。
宿舍楼封了以后，楼下小卖部的公用电话成了唯一的出口。每天下午，电话前排七八个人，都是往家里打电话的。光宗从来不排。她等。等到天快黑了，等到前面的人都打完了，等到小卖部老板娘开始收摊了，她才走过去。
Ic卡插进去，拨厂里号码，响了三声，耀祖接的。
“姐。”
“嗯。”
“你还好吗？”
“好。厂里呢？”
耀祖沉默了一下。“厂里停了。”
光宗握着话筒。“什么时候停的？”
“昨天。汉正街封了。巷口拉了绳子。工人来不了。”
“账呢？”
“妈在记。”
“每天记？”
“每天。”
光宗没说话。话筒里只有电流声，沙沙的。她听见耀祖那边有机器响，很轻，像是在车间里。
“你让妈接电话。”
过了一会儿，李秀兰的声音。“光宗。”
“妈。”
“嗯。”
“账记着？”
“记着。”
“现金呢？”
“在抽屉里。锁着。”
“工人工资呢？”
“这个月发不了。我跟他们说了，下个月一起补。”
“他们怎么说？”
“周桂香说‘不急’。”
光宗没说话。李秀兰也没说话。电话里只有电流声。光宗把话筒换了一只耳朵贴着。她听见李秀兰那边有翻纸的声音，是流水账。一页一页翻。
“妈。”
“嗯。”
“别自己垫钱。”
“我知道。”
“账上留够数。不够跟我说。”
“够。”
光宗挂了电话。她站在电话亭里，外面有人排队。她把Ic卡拔出来，推开门，冷风灌进来。她缩了一下脖子，往宿舍楼走。
汉正街封了。
巷口拉着一条红白相间的绳子，绳子后面坐着一个人，戴着口罩和红袖章。许建国在店里守着，出不去。他打电话到厂里，跟李秀兰说“我在店里，不回来。你看好厂。”李秀兰说“好。”
周桂香打电话到厂里。“我出不了门。村里封了。”
杨来弟也是。
“姐，我在家。出不去。”
李秀兰在电话里说“不急。等解封了再来。”
车间里空荡荡的。十几台缝纫机排成两排，上面落了灰。耀祖一个人。她早上来，开门，开灯，然后拿一块抹布，从第一台机器开始擦。擦机头，擦针杆，擦踏板，擦底下的铁架子。一台擦完，擦下一台。十几台擦完，她从最后一台开始，再擦一遍。
她擦得很慢。抹布洗了又洗，水黑了，倒掉，换一盆。她不觉得累。她只是觉得机器不响，心里空。擦了机器，她坐在裁床前面，把料子翻出来。冬天的厚布，春天的薄布，一摞一摞。她用手摸，摸一遍，再摸一遍。摸完叠好，放回架子上。第二天再摸一遍。
李秀兰在办公室里翻流水账。一页一页翻，一笔一笔对。没有进账，只有出账。房租。水电。电话费。她在每一笔后面打一个勾。勾画得整齐，一个一个，像排队。
光宗隔两天打一次电话。每次问“账呢？”耀祖说“妈在记。你不用担心。”光宗说“我知道。”耀祖说“你吃饭了吗？”光宗说“吃了。”耀祖说“吃的什么？”光宗没说。
她吃的泡面。她没告诉耀祖。她也没告诉李秀兰。
两个月。
汉正街的巷子空荡荡的。偶尔有人经过，也是戴着口罩，低着头，走得很快。巡逻的人拿着喇叭，一遍一遍喊“戴口罩，勤洗手，少出门”。喇叭声在巷子里回荡，从巷口到巷尾，又荡回来。
光宗在学校。宿舍楼里人少了一半。方琳回家了。光宗没回。她每天去图书馆。图书馆也封了，她就在宿舍里看书。翻来覆去翻那本成本会计。书页的边角卷了，她用指头压平，压了又卷，卷了又压。
有一天下午，她接到耀祖的电话。
“姐。妈把这两个月的账记完了。”
“怎么记的？”
“一天没落。每一天。每一笔。”
光宗沉默了一会儿。“亏多少？”
“五万。”
光宗没说话。五万。她算过。停两个月，房租、水电、工人底薪，差不多五万。她算过。她只是在等耀祖说出来。
“姐。”
“嗯。”
“你在学校还好吗？”
“好。”
“你吃饭了吗？”
“吃了。”
“吃的什么？”
光宗没回答。她吃的泡面。她不想说。耀祖也没追问。
“姐。”
“嗯。”
“妈说，等你回来。”
光宗挂了电话。她站在小卖部门口。天已经暗了。路灯亮了，昏黄的光落在地上。她站了一会儿，往宿舍走。
解封那天，是四月底。
光宗从学校回来。她坐轮渡过了江。汉正街的巷口，绳子收了。巡逻的人撤了。有人开门面了，有人在扫地上的落叶。光宗走过巷子，步子不快。她看见巷口的袜子摊，还是那个位置，摊主换了人。
她走到厂门口。门开着。招牌上的红字还在，“光宗耀祖服装厂”。
她走进车间。机器还是那十几台，但上面落了灰。耀祖站在裁床前面，手里拿着抹布。她瘦了。颧骨高了，下巴尖了。但她看见光宗，笑了一下。
“姐。”
“嗯。”
光宗没说话。她走到裁床前面，伸手摸了摸料子。料子上有一层薄灰，她用手指抹了一下。
“周桂香回来了吗？”
“昨天回来的。”
“杨来弟呢？”
“今天早上回来的。”
光宗点了点头。她走进办公室。
李秀兰坐在桌前。面前是两摞流水账。一本是2003年1月到2月的，一本是3月到4月的。封面上写着“非典停摆”。光宗翻开3月那一本。每一天。每一笔房租，水电，电话费，工人底薪。字迹工整，一笔一划，没有一天空着。她往后翻，翻到最后一页。4月30日。一笔一笔，勾画得整整齐齐。
光宗合上流水账。翻开总账本。她拿笔，在最后一页写了一笔：
“2003年3月—4月。非典停摆。亏5万。”
她把笔放下。看着李秀兰。
“妈。”
“嗯。”
“你记了两个月的账。”
“嗯。”
“辛苦你了。”
李秀兰看了她一眼。“不辛苦。不记账，心里慌。”
光宗没说话。她把总账本合上。她想起孙望北的话——“汉正街就是抢，不抢就饿死。”非典来了，不是抢的问题。是等。等过去，等解封，等工人回来。
周桂香回来了。杨来弟回来了。工人一个一个回来。车间里的机器一台一台响起来。光宗翻开总账本，重新开始算。第一笔：周桂香领子300个。第二笔：杨来弟锁边200件。第三笔：耀祖排了明天要裁的料子。她一笔一笔写下来。算盘珠子拨过去，拨回来。
窗外汉正街的灯，一盏一盏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