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先把明楼递给他的那份文件放在办公桌上，没有急着拆解那行移位密码的全部含义。他先做了一件事——把文件里四份调拨单的内容逐字逐句地抄录到自己的笔记本上，包括日期、编号、物资品类、数量、经办人签名和所有的备注栏文字。抄录的过程中他的笔尖移动得很慢，每一个字都写得清晰工整，像是在做一份普通的案件材料摘录。
抄到第四份调拨单时，他的笔停在“11月13日”那几个手写数字上方，悬空了两秒，然后原样照抄了下来。他没有在笔记本上做任何关于密码的推演，因为这本笔记本是76号情报处的正式工作记录本，每一页都有编号，每一本都在档案室有备案。在这样的本子上留下任何异常符号都等于给将来可能发生的内部调查送上一份铁证。
真正的推演全部在脑海里完成。
“11月13日浦江饭店三楼宴会厅正面第三间”——这条信息经过移位密码重组后，指代的是一个具体的空间位置。浦江饭店三楼宴会厅是整层楼面，东西长约四十米，南北宽约二十米，宴会厅的主体是一个能容纳两百人同时就餐的大厅，大厅两侧各有四间包厢，包厢编号从“正面第一间”到“正面第四间”，以及背面的四个对应包厢。“正面第三间”是东侧靠里的那间包厢，窗口正对黄浦江，视线可以越过外滩的万国建筑群看到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的全景。
这间包厢在浦江饭店的日常经营中通常只对特定客人开放，需要提前预约，而且饭店的领班会对预订者的身份做一定的核实。能在十一月十七日的物资统制会议期间订到这间包厢的人，要么是伪政府的高官，要么是有日本军方背景的人物。明楼把接头地点选在这里，至少说明两件事：第一，他有能力在这个敏感时间点控制浦江饭店三楼的一间包厢；第二，这间包厢的位置——正对黄浦江，两面有窗，只有一扇门——是一个极其便于控制进出和观察外部环境的空间。
包厢有两扇窗户，一扇朝北对着黄浦江，一扇朝东对着外白渡桥方向。如果有人在包厢里做秘密接头，任何从正面走廊接近包厢的人都会被提前看到，而如果发生紧急情况，东侧的窗户在紧急情况下有被用作备用撤离通道的物理条件。
郑耀先在脑海里把浦江饭店三楼的平面图过了一遍，然后确认了一件事——明楼选这个地方，说明接头的内容很重要。什么样的情报交换需要一个精心布置的高端包厢作为掩护？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接头双方的身份特殊，需要一个不会引起任何怀疑的场合作为掩护；要么交换的情报级别很高，需要一个绝对安全、不受监控的物理空间。
而明楼在调拨单备注栏里留下这条暗码信息这件事本身，也让郑耀先不得不重新评估明楼的身份和意图。
明楼使用的那套移位密码，郑耀先认得。这是中共地下党在抗战初期——确切地说是1937年到1939年之间——使用过的一套临时编码系统。这套系统的原理并不复杂，以汉字笔画数为密钥，通过固定格式的移位规则将明文转换成一组看似无关的数字和字符。它的优点是不需要专门的密码本，只要双方事先约定好移位规则，任何一张印有汉字的纸张都可以作为编解码的工具。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安全性不足，一旦移位规则被敌方掌握，所有使用这套密码的通讯都会被轻易破译。因此1939年之后中共地下党全面停用了这套系统，改用基于单次密码本的更安全的编码方式。
明楼作为一个在伪政府高层潜伏的人，手里一定掌握着中共地下党目前使用的单次密码本。他完全可以用更安全的方式传递信息——通过明诚直接口头转达，或者通过经济司的公文夹带一份用单次密码加密的纸条。但他在给郑耀先的文件里用的是老式移位密码，而且毫不掩饰地写在调拨单的备注栏里。
这不是草率。
郑耀先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三下。明楼使用这套已经废弃的老式密码只有一个解释：他在测试郑耀先的反应。如果郑耀先能识别这套密码并准确解读出接头信息，说明郑耀先在中共和军统双重身份之外还至少具备一个特征——他熟悉中共早期的密码系统。而熟悉这套系统的人在整个上海滩屈指可数，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中共自己培养的老一代情报干部。
明楼是在用这种方式确认郑耀先的真实阵营归属。
但这个推论有一个前提：明楼自己必须是中共的人，否则他不会掌握这套已经在军统和日伪情报系统中都已经无人使用的中共密码。如果明楼只是军统的“毒蛇”，他不可能知道中共早期的移位密码规则；如果他是纯粹的汉奸，他更不可能用中共密码来测试别人。
所以明楼的中共身份在郑耀先的判断中已经基本确定，现在的问题是明楼知不知道郑耀先的真实身份——明楼是在试探一个他怀疑可能是同志的76号官员，还是在执行某种更高层级的甄别指令？
郑耀先在脑海里把自己和陆汉卿之间的单线联系规则重新审视了一遍。陆汉卿是他在上海的唯一上线和直接领导，按照中共地下组织的铁律，除了陆汉卿之外，上海地下党的任何其他成员都不会知道“风筝”的真实身份。这是单线联系的原则，为的是在任何一条线被敌人破坏时，其他线上的同志不会受到牵连。
如果明楼是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党员，按照组织原则，他不应该知道郑耀先的身份。但明楼的举动又不像是在盲目试探——他在调拨单里留下了明确的接头信息，说明他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郑耀先能够解读这套密码。这份信心从哪里来？
只有一个可能的答案：陆汉卿通过某种方式向明楼透露了郑耀先的存在。不是透露具体身份——陆汉卿不会违背单线联系原则——而是透露了一个模糊的信号，比如“76号内部有我们的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识别”。然后明楼凭着这个模糊的信号和他自己的观察，锁定了郑耀先作为潜在的接头对象。
这个推演让郑耀先的后背微微发凉。如果他能通过明楼的行为模式推断出明楼的中共身份，那么明楼——这个在伪政府高层和经济司中枢位置潜伏的人——也完全有能力通过郑耀先在76号的行为模式推断出他的身份。两个彼此不知对方真实身份的中共潜伏人员，在敌营里凭着各自的职业本能和组织给予的模糊线索，一步步相互靠近相互试探，就像两个在黑暗中行走的人各自听着对方的脚步声判断彼此的位置。这种走钢丝式的相互辨识，在谍战史上并不少见，但每一次都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因为一旦判断失误，付出的代价就是生命。
郑耀先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院子里的梧桐树在夕阳中投下长长的影子，行动处的吉普车已经清洗完毕停在车棚里，童虎正蹲在车轮旁检查轮胎。一切都平静如常，但在这片平静的表面之下，几张看不见的网正在越收越紧。
山本一郎的网——特高课正在通过物资调拨数据和外勤记录做交叉比对，试图找出潜伏在伪政府内部的地下组织成员。
汪曼春的网——情报处正在十六铺码头部署便衣侦查，按照阿坤供述的线索一层一层往上追查货源。
明楼的网——经济司的物资统制方案正在把更多的战略物资以“合法”的渠道输送出去，同时明楼本人正在用废弃密码试探一个他怀疑是同志的76号官员。
这三张网的收网方向各不相同，但它们都在同一个空间里运行，迟早会发生碰撞。郑耀先需要做的就是在这些网收紧之前找到一个能够同时应对三重压力的平衡点。
他在窗前站了大约五分钟，然后回到办公桌前，拿起电话拨了档案室的号码。响了两声，顾老头的声音传过来：“档案室。”
“顾师傅，我是郑耀先。上午送下去的那份民运码头卷宗，归档编号是多少？我要在补充材料上注明。”
“十一月十四号第四十七号卷宗，郑副主任。”顾老头的声音和平时一样苍老缓慢。
“四十七号。记下了。”郑耀先说完挂断了电话。
十一月十四号第四十七号——这个编号比昨天的四十七号多了一个“十一月十四号”的前缀。郑耀先知道顾老头在归档编号上从来不会出错，今天突然多了一个日期前缀，不是口误，而是一个信号。“十一月十四号”的意思是情报已于当天送达，“四十七号”后面的重复确认则意味着——陆汉卿收到的情报信息已经开始反馈。
顾老头在档案室的木桌前继续低头检查卷宗，放大镜在纸上缓慢移动。郑耀先挂断电话后在椅子上坐了几分钟，然后把那份明楼给他的文件锁进了办公桌的抽屉里。
下午五点二十分，走廊里传来下班的动静。文职人员陆续离开办公室，皮鞋声和水磨石地面的摩擦声在走廊里交织。郑耀先收拾好桌面，把笔记本装进公文包，走出办公室。他没有直接下楼，而是绕到了二楼档案室门口。
门半开着。顾老头坐在木桌前整理今天最后一批卷宗，看到郑耀先走进来便放下了手里的放大镜，用一块绒布擦了擦手。“郑副主任，有什么需要？”
“查一份旧档案。去年十月情报处关于太仓方向物资运输的调查报告，编号应该是去年的第六十三号卷宗。”郑耀先说了一个并不存在的档案编号。这是他和顾老头之间约定好的暗语——“去年第六十三号”代表的是紧急情报需要当面交接。
顾老头的眼皮微微动了一下。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慢吞吞地走到档案室深处的一排铁柜前，用钥匙打开了最里面的一扇柜门。铁柜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标注了年份和编号的档案盒，顾老头用手指一个一个地摸着档案盒的编号，嘴里念念有词，最终从最底层抽出了一个灰色的盒子。
“去年的第六十三号，郑副主任。这份档案按规定只能在档案室查阅，不能带走。”顾老头把档案盒放在阅览桌上，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镜。
郑耀先在阅览桌前坐下，打开档案盒。盒子里装的确实是去年十月的一份关于太仓方向物资运输的调查报告，内容早已过时，但档案盒的夹层里放着一张折成小方块的薄纸。郑耀先用身体挡住档案室门口的视线，迅速将薄纸展开扫了一眼。
纸上是陆汉卿的笔迹，写得很密但每一个字都清晰可辨：
“太仓线已全面收缩，相关人员十一名全部转移至苏北二号地区。周铁头私自与特高课太仓联络站接触，意图以情报换取通行证，已被苏北行动队于十三日晚执行纪律。山本已拿到太仓线部分船主名单，正在通过经济司物资调拨数据倒查资金来源。你处面临风险等级上调至橙色，建议暂停非必要行动一周。浦江饭店午餐会如无法推辞，务必谨慎。另：明楼此人背景复杂，其在中统、军统与中共三条线均有模糊交叉痕迹，组织正在核实其最终归属。在未获确认之前，不得与其发生任何实质性接触。”
郑耀先把这封信从头到尾看了两遍，每一个字都刻在了脑子里。然后他将薄纸重新折好放回档案盒夹层，合上档案盒，站起身对顾老头说：“资料有些旧了，参考价值不大。谢了，顾师傅。”
“不客气，郑副主任。档案我收起来了。”顾老头把档案盒拿回铁柜里锁好，钥匙重新挂回腰间。
郑耀先走出档案室，脚步平稳地往楼梯方向走去。脑海里陆汉卿那封信的信息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拆分重组，形成一份完整的情报拼图。
第一块拼图：周铁头的死因确认了。他不是被陆汉卿无故灭口，而是因为私自与特高课太仓联络站接触、意图用情报换取通行证，被苏北行动队按照组织纪律执行了处决。这说明特高课在太仓有一个联络站，而且这个联络站已经渗透到了能够直接接触当地船主的程度。高桥诚今天上午在审讯室里问阿坤认不认识“周铁头”，不是随机发问，而是特高课已经知道了周铁头的死，想通过阿坤的反应来判断阿坤是否也在这个联络站的接触名单上。
第二块拼图：山本一郎的调查方向。山本正在通过经济司的物资调拨数据倒查资金来源——这个信息解释了明楼今天在会议室里对郑耀先说的那些话。明楼说山本向经济司调取了四十七份太仓方向的物资调拨单，并不仅仅是在画物资运输网络的拓扑图，而是在做资金流向的追溯。每一批物资的调拨都涉及资金结算，如果山本能把物资调拨单和银行转账记录、现金提款记录做交叉比对，他就有可能找到地下组织在上海的资金流动节点。而这个节点一旦被找到，山本就能顺藤摸瓜查到地下组织在上海的经济命脉。
第三块拼图：陆汉卿对明楼的评价。“背景复杂”、“中统、军统与中共三条线均有模糊交叉痕迹”、“组织正在核实其最终归属”——陆汉卿用这三个短语描述明楼，说明中共上海地下党对明楼的身份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明楼的中共身份很可能不是通过常规的组织程序建立的，而是一条特殊的、只有极少数高层才知道的秘密线。这条线的特殊性意味着即使在中共内部，明楼的真实身份也属于高度机密，普通的中共地下党员——甚至像陆汉卿这样的中层干部——都无权知晓。
第四块拼图：陆汉卿给郑耀先的行动指令。“不得与其发生任何实质性接触”——这句话写在明楼刚刚向郑耀先发出秘密接头邀请之后，是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巧合。陆汉卿的指令和明楼的行动方向完全相反，一个要求他远离明楼，一个正在拉他靠近。郑耀先夹在中间，必须在服从组织纪律和响应同志召唤之间做出精确的判断。
郑耀先回到办公室，关上门，在椅子上坐了下来。窗外的暮色越来越浓，院子里的路灯已经亮了，昏黄的灯光透过梧桐树的枯枝在窗户上投下交错的影子。墙上的挂钟指向五点四十分，整栋楼的人差不多走了一半，走廊里的脚步声渐渐稀疏。
他把陆汉卿的信和明楼的暗码在脑海里并排放置，逐条对比分析。
陆汉卿说组织正在核实明楼的最终归属——这意味着中共上海地下党内部对明楼的身份存有疑问。疑问的根源可能是明楼在军统的“毒蛇”身份已经被中共察觉，但组织还无法确认他在军统身份之外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归属。换言之，陆汉卿和他的上级可能已经怀疑明楼不仅仅是一个军统特务，还可能和其他组织有联系，但他们还没有拿到确凿证据证明明楼是中共的人。
而明楼那边的情况则不同。明楼在使用中共早期密码向郑耀先传递接头信息时，表现出的是一种主动的、有把握的姿态。他不是在试探“76号内部有没有中共的人”，而是在试探“郑耀先是不是中共的人”。这两者之间有微妙的区别——前者是广撒网，后者是精准定向。明楼的定向试探说明他手中已经有了一份缩小到极窄范围的怀疑名单，而郑耀先在这份名单上排名靠前。
明楼凭什么把怀疑目标锁定在郑耀先身上？
郑耀先在脑海里回溯了过去几个月自己在76号的公开行为和秘密行动之间的交集。他的掩护身份是军统王牌特工“鬼子六”郑耀先，奉戴笠之命潜入76号，被李士群任命为情报处副主任。在76号的同事眼中，他是一个业务能力强、手段狠辣、深得李士群信任的情报官员。在梁仲春眼中，他是一个可以联手做走私生意、互相照应的自己人。在汪曼春眼中，他是一个值得合作但需要保持警惕的职业特工。
但在明楼的视角下，郑耀先的形象可能要复杂得多。
明楼是经济司的首席财经顾问，他经手的物资调拨和资金审批数据涵盖了上海伪政府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在过去几个月里，郑耀先在情报处的掩护下做过数次针对日军物资仓库的情报收集和暗中破坏——其中包括一次对虹口日军被服仓库的物资调包行动，那次行动中郑耀先通过情报处的内部渠道将一批日军军需物资的运输时间表泄露给了军统上海站，导致那批物资在运往南京的途中被人拦截。
这次行动在76号内部的结案报告中被定性为“情报外泄”，汪曼春查了一个月没查到泄密源头，最后只能以“运输途中遭遇不明武装伏击”的结论草草结案。但明楼作为经济司的负责人，他一定看到了这次行动在经济层面的影响——那批被拦截的日军军需物资中有一部分是经济司负责调配的棉纱和药品，而这些物资被拦截后重新出现在了黑市上，最终通过黑市流入了地下组织的仓库。
明楼如果顺着这条物资流动的路线倒推回去，他会发现一个关键节点：知道这批物资运输时间表的人，在76号只有情报处的几个人。而在那几个人中，郑耀先是唯一一个既有权限接触情报又有能力组织外部行动的人。明楼不需要确凿证据，以他的分析能力，仅凭这些间接线索就足以把郑耀先列入高度怀疑名单。
这就是明楼为什么要用移位密码测试郑耀先的原因——他已经通过经济数据倒推出了一个模糊的轮廓，现在需要用一个只有中共早期人员才能识别的暗码来做最后的确认。
而郑耀先面对的局面是：如果他不回应明楼的暗码，明楼可能会以为自己的判断有误，从而放弃这条潜在的联络线。但这样一来，两个潜伏在敌人心脏里的中共特工就永远错过了互相确认的机会，将来可能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伤对方。如果他回应了明楼的暗码——比如在十一月十七日的浦江饭店午餐会上按照约定去“正面第三间”包厢接头——那么他就在客观上违背了陆汉卿“不得与明楼发生实质性接触”的指令。
郑耀先的手指在桌面上有节奏地敲击着。他在权衡两个风险——违背组织指令的风险，和错过同志联络的风险。在谍战工作中，这两者都是致命的。违背组织指令意味着破坏了单线联系的安全原则，万一明楼是双面间谍或者已经被特高课控制，郑耀先的主动接触就等于自投罗网。而错过同志联络则意味着两个各自为战的中共潜伏人员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继续独立作战，在未来的某次行动中可能会因为信息不互通而互相干扰甚至互相伤害。
他需要第三条路——既不直接接触，也不完全回避。一条能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平衡点的路。
墙上的挂钟敲响了六点。郑耀先站起身把办公桌上的文件整理好，锁进抽屉。他穿上外套走出办公室，走廊里只剩下几盏壁灯亮着，暗黄色的光晕在墙壁上投下一圈圈光影。他经过情报处大办公室时往里面看了一眼，沈青还在打字机前工作，键盘的敲击声在空旷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
汪曼春的办公室门关着，门缝里没有透出灯光——她已经走了。
郑耀先下楼走到院子里。夜风比白天大了不少，梧桐树的枯枝在风里晃动着，发出细碎的摩擦声。吉普车停在车棚里，老赵靠在车头前抽烟，看到郑耀先便掐灭烟头站了起来。
“郑副主任，回寓所？”
“回寓所。”
吉普车驶出76号大院，拐上愚园路。夜色已经完全笼罩了上海，路灯的光在湿润的空气中扩散成模糊的光晕，街道两旁的店铺大多已经关了门，只有几家茶馆和酒馆还亮着灯。电车在远处叮当作响，和风声混在一起。
郑耀先坐在后排闭着眼睛，脑海里继续推演着十一月十七日浦江饭店午餐会的各种可能性。
明楼在正面第三间包厢等他。山本一郎把他安排在经济司那一桌，和特高课联络官坐在一起。在同一层楼里，同一个时间点，两场完全不同的棋局将同时展开——一场是公开的物资统制会议午餐会，所有人都在彼此的目光下觥筹交错；另一场是秘密的接头，明楼在包厢里等着一个他不能百分之百确认身份的人。两场棋局之间的距离不过几十米，从宴会厅到正面第三间包厢，步行只需要二十秒。但就是这二十秒的距离，跨过去容易，退回来难。
郑耀先睁开眼睛，看着车窗外掠过的街景。吉普车正经过苏州河上的老闸桥，河面上的雾气和白天一样浓，灰色棉絮般铺在水面上，在夜色中显得更加厚重。远处的民运码头方向亮着零星几点灯光，那是看守太仓-037货船的行动处外勤人员点的马灯。
车子拐进郑耀先寓所所在的弄堂时已经接近七点。他在巷口下了车，和平时一样让老赵把车停在巷口不用开进去。弄堂里的路灯坏了一盏，地面上的煤渣路在黑暗中看不清楚，他凭着记忆沿着石库门房子的墙壁往前走。走了大约十几步，他的脚步忽然停住了。
他寓所的门框上有一个极其细微的变化。
在他出门前，他会在门框和门板之间夹一根极细的火柴梗，火柴梗的一端露在外面大约半厘米。如果有人在他不在的时候推门进去，火柴梗就会掉落。现在那个火柴梗还在，但露在外面的一端比出门时长了一毫米。
这一毫米的差异不会自然产生。有人在郑耀先不在的时候动过这道门，而且这个人极其小心，注意到了门上的火柴梗，在关门之后重新把火柴梗按照原来的位置夹了回去。但因为角度和力度的细微差异，夹回去的火柴梗露出的长度比原来多了一毫米。
郑耀先没有在门口停留。他继续往前走，和平时一样的步伐节奏，掏出钥匙插进锁孔，转动，推门。门开了，他伸手按了一下门框边上的火柴梗，火柴梗轻轻落进了他的手心里。
屋内一片漆黑。他没有开灯，反手把门关上，后背贴着墙壁站在门后，右手从腰间摸出了随身携带的手枪——一把勃朗宁m1910，枪身小巧，在暗袋里放了三年，只用过两次。他的拇指轻轻按下保险，手指搭在扳机护圈上，屏住呼吸听了几秒钟。
屋内没有任何声音。但空气中有一股极淡的味道——不是香水，不是烟草，而是碘酒的味道。碘酒是处理伤口常用的消毒剂。
郑耀先在黑暗中等了三十秒。三十秒里他的眼睛适应了室内的暗度，借着窗外的路灯光大致看清了屋内的情况——书桌、椅子、书架、衣帽架，所有家具都在原位，没有任何翻动的痕迹。厨房的门半开着，和他出门时一模一样。卧室的门关着，门缝里没有灯光。
他贴着墙往卧室方向移动，脚步轻得几乎没有声音。走到卧室门口时他用左手握住门把手，右手握枪，枪口朝下，然后迅速拧开门把手推开门，身体闪到门框一侧。
卧室里有人。一个人坐在床边，背靠着床头，呼吸声粗重而不规则。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脸，但能看出轮廓——一个男人的身形，肩膀宽度中等，头微微偏向一侧，像是受了伤。
“别紧张。是我。”那个声音沙哑而疲惫，但郑耀先一下子就认出来了。
陆汉卿。
郑耀先关上卧室门，没有开天花板上的灯，而是摸黑走到床头柜前打开了一盏小台灯。橘黄色的灯光照亮了卧室的一角，也照亮了陆汉卿的脸。陆汉卿穿着深灰色的棉袍，左侧肩膀上缠着绷带，绷带外面渗出一片深色的血渍。他的脸色发白，额头上有一层细密的汗珠，右手按着左肩的伤口，指缝间有干涸的血迹。床边的地板上放着一个打开的急救包，里面有消毒用的碘酒、剪刀和绷带，碘酒瓶子歪倒在一边，洒了一些在地板上。
郑耀先把勃朗宁的保险重新关上，枪插回腰间，快步走到床边蹲下来查看陆汉卿的伤口。绷带缠得很粗糙，显然是自己单手操作的，没有经过正规的清创消毒，纱布直接压在伤口上止血，但没有缝针，伤口还在缓慢地渗血。
“怎么回事？”郑耀先的声音压得很低，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今天下午四点多，我按照约定去虹口和交通站的同志交接一批药品的运输路线图。到了联络点发现不对劲——交通站的门开着，里面的东西被翻过，负责接头的同志不在。我正准备撤离的时候，从侧面巷子里出来两个人，问我找谁。我说走错了门，他们没有多问，但我走了不到五十步就被人从背后开了枪。”陆汉卿说话时声音很轻，但逻辑清晰，“子弹没有留在肩膀里，贯穿了。伤不重，但流血不少。我甩掉了那两个人，在弄堂里绕了四条巷子，最后从你后窗翻进来的。”
“对方是什么人？”郑耀先打开抽屉拿出一个新的急救包和针线盒，动作迅速而精准。
“不确定。没有穿制服，身上也没有任何身份标记。但他们的行动方式不像宪兵队的人——宪兵队不会让一个走错门的陌生人走完五十步再从背后开枪。也不像76号的人——76号抓人不会用背后开枪这种方式。这种行动风格更接近特高课，但特高课在虹口行动通常会和宪兵队联合，不会单独派便衣。”
郑耀先剪开陆汉卿肩膀上的绷带，用酒精棉球清理伤口周围的血渍。伤口是一个圆形的弹孔，位置在锁骨下方大约三指宽的地方，入口直径大约半厘米，出口在肩膀后方，伤口边缘有灼烧痕迹，确实是枪伤。子弹从后往前穿透了肩部的软组织，没有伤到骨头和主要血管，但伤口需要缝合。
“咬着。”郑耀先把一块干净的纱布卷成条递给陆汉卿。
陆汉卿把纱布咬在嘴里，偏过头去。郑耀先拿出缝合针，在酒精灯上烧过消毒，穿上线，然后用左手按住陆汉卿肩膀上的皮肤，右手开始一针一针地缝合伤口。他的手法很稳，每两针之间的间距均匀，力度刚刚好——这不是他第一次给人缝合枪伤。之前在军统受训时战地急救是必修课，后来在中共地下工作中这项技能多次派上了用场。
陆汉卿咬着纱布，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滚，但他全程没有发出一声呻吟。缝合完毕后郑耀先用碘酒再次消毒伤口，缠上干净的绷带，打了个结实的结。然后把地上的染血纱布和碘酒瓶收拾干净，装进一个布袋里塞到床底下。
“交通站被破坏，这次损失有多大？”郑耀先问。
陆汉卿靠在床头，闭着眼睛调整了几次呼吸，然后睁开眼，目光恢复了他一贯的冷静。“交通站里存放的是虹口区地下组织过去半个月收集的日军仓库位置和物资清单，以及一张标有苏北交通线最新布防情况的军用地图。这些资料在发现联络点异常之前已经被转移走了——是我让交通员提前做的。但负责接头的小崔没有消息，我不知道他是在被跟踪之后安全脱身还是已经被抓了。”
“小崔知道你的身份吗？”
“知道我的代号和联络方式，但不知道我的真名和住址。如果他被特高课抓了，按照时间推算，现在已经在审讯室里了。小崔这个人我了解——他扛得住刑。但如果对方是山本一郎那种不动手只玩心理的审讯者，我不能保证他能撑过三天。也就是说，我们有七十二小时的窗口期。七十二小时后，如果小崔开口了，我的体貌特征就会出现在特高课的协查通报上。”
陆汉卿说完这番话后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看着郑耀先的眼睛，语气变得更加郑重：“耀先，我今天之所以冒险来你这里，是因为有一个比我的伤更重要的事情必须当面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