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夫案专案组成立后的第三天，第一道裂痕出现了。
裂痕不是出现在特高课和76号之间——那个裂痕从一开始就存在，山本从来不信任76号，76号也从来不敢信任山本。裂痕也不是出现在明楼和山本之间——明楼在第一次问话后就恢复了正常的工作节奏，每天照常出入经济司，照常参加汪伪政府的会议，照常在各种公开场合为汪伪经济政策背书。山本的专案组没有找到任何能把明楼和吴淞口命案联系起来的证据，只能让他继续接受“观察”。
真正的裂痕出现在山本一郎和松本太郎之间。
日本海军军令部驻上海情报课两名军官被杀的案子，从立案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周。宪兵司令部的调查报告在周二下午送到了松本司令的办公桌上。报告的内容很简略，核心结论只有两句话——木村忠雄少佐和佐藤健一翻译官被发现死于苏州河废弃货仓附近的排水沟中，死因为头部近距离枪击，凶器为南部十四式手枪。现场未找到弹壳。嫌疑人身份不明，案件仍在调查中。
这份报告送上去的时候，郑耀先正在76号办公室里批阅太仓封锁的第三阶段布防调整方案。他当然不知道松本司令桌上那份报告的具体内容，但他知道一件事——海军不会善罢甘休。
周三上午，松本司令的副官给特高课打了个电话。电话的内容据说是“请求协助”——日本陆军和海军之间从来不用“命令”这个词，但所有人都知道松本的“请求”比命令还重。松本要求山本提供渔夫案的全部审讯记录，理由是木村和佐藤生前最后追查的目标就是渔夫，两起命案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联。松本要进一步判断海军军官的死是否与特高课有关。
山本在接到电话后沉默了很久。他的副官后来在私下里跟同僚说，山本挂掉电话后把桌上的烟灰缸砸在了墙上。烟灰缸是玻璃的，碎了一地。
山本没有把渔夫的审讯记录交给松本。他亲自去了一趟宪兵司令部，在松本的办公室里待了四十分钟。没有人知道他们在里面谈了什么，但山本出来的时候脸色铁青，军装的领口被汗水洇湿了一片。当天下午，特高课以“调查需要”为由，将渔夫的尸体从吴淞口检查站转运到了虹口特高课大楼的地下停尸间。而在此之前，按照正常程序，涉及海军军官的命案，尸体应该由宪兵司令部统一保管。
松本对此没有公开表态。但就在渔夫尸体被转运的同一天下午，松本以“协助调查”为名，向76号调取了过去三个月所有涉及海军防区的物资运输记录。这个调令没有经过特高课——松本的宪兵司令部有权限直接向汪伪政府机关调取非机密级档案。李士群亲自签了字，让档案室把记录送了过去。
郑耀先在收发室看到这份调令的副本时，就意识到局面正在朝一个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方向发展。
山本和松本之间的裂痕，根源不在渔夫的死，而在更早之前——在木村和佐藤的尸体被发现的那一刻就埋下了。山本在审讯渔夫时之所以火力全开，不只是为了逼出渔夫和海军的关系，更是因为他知道松本迟早会拿这件事来压他。他必须在松本发难之前先把案子做成铁案，证明渔夫是双面间谍，证明海军在背着他搞小动作——这样一来，渔夫的死就不仅仅是一个叛徒被清除，而是一个更大的棋局里的一步棋。
但现在渔夫死了，案子还没做成铁案，松本就来要人了。不——来要证据。山本手里有什么证据？一份曹文标的口供，几份物资调配委员会的内部报表，一条幽灵航线的数据，还有一具喉咙被割开的尸体。这些证据够不够让松本闭嘴？显然不够。
周三傍晚，梁仲春在行动处办公室里跟郑耀先聊起这件事时，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
“山本现在就像一个人同时在打两场官司——一场是告海军背着他挖墙脚，另一场是向松本证明自己没有杀人灭口。这两场官司他要赢哪一场都难，更别说同时赢两场。”梁仲春弹了弹烟灰，眯着眼睛看着窗外渐暗的天色，“我跟你说，这件事最后不管怎么收场，吃亏的都是夹在中间的76号。松本要查我们，山本也要查我们。两边都得罪不起。”
梁仲春的话糙理不糙。76号确实是夹在陆军和海军之间的那块三明治。松本向76号调取物资运输记录，意味着他已经开始怀疑特高课在利用76号来掩盖某些事情。而山本要求76号全力配合专案组排查，意味着他还在试图从76号内部找到能填补证据空缺的突破口。
而这两个人的矛盾越深，对明楼和郑耀先来说就越有利。
这不是一个主动设计的局面，但郑耀先在第一眼看到调令副本时就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缝隙。山本的多疑是把双刃剑——他怀疑76号有人泄密，这是对郑耀先的威胁；但他同时怀疑海军在背后搞鬼，这是对郑耀先的保护。因为只要山本认定海军和渔夫的死有关联，他的排查重心就会向海军方向倾斜。76号的内部排查虽然不会停止，但力度和烈度都会因为山本注意力的分散而降低。
但缝隙只是缝隙，不是大门。专案组的排查仍然在推进，而且推进的速度比郑耀先预期的更快。
周四上午，专案组召开了第二次排查通报会。这次会议的地点改在了76号，因为山本要亲自调阅几份档案——行动处过去两周的车辆调度记录、情报处对明楼电话监控的汇总表、以及郑耀先提交的码头安保评估报告。
会议开始前，郑耀先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做了最后一遍心理准备。他把过去两周自己经手的所有文件和所有行动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确认没有任何遗漏。然后他整了整衣领，拿起公文包，走进了会议室。
会议室里的气氛比上一次更压抑。山本坐在长条桌的上首，面前摊着三份档案。他的眼睛有些发红，眼眶下面有明显的青色——这个人显然已经好几天没睡好觉了。专案组的两个特高课调查员坐在他两侧，手里各拿着一个笔记本。李士群坐在对面，汪曼春在他旁边。梁仲春还没到。
“车辆调度记录。”山本翻开第一份档案，头也不抬，“行动处过去两周共出车一百八十七次。其中涉及吴淞口方向的出车有二十二次。这二十二次中，有八次是郑副主任签批的。”
他抬起头，目光落在郑耀先身上。
“郑副主任，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你签批的出车中，吴淞口方向的占比这么高吗？”
郑耀先没有回避山本的目光。他知道这个问题迟早会来。车辆调度记录是他自己送上去的——在第一次排查会上，专案组要求所有人提交出行日志，他把自己签批的所有出车记录一并提交了。八次吴淞口出车，每一次都有正当理由。
“太仓封锁的安保评估。”他的声音平稳，“吴淞口码头是太仓线的终点之一。封锁方案需要对沿线所有码头进行实地安保评估，包括码头周边的道路状况、岗哨布防、人员配置和通讯条件。我签批的八次出车中，五次是我本人前往吴淞口做实地评估，三次是行动处的技术人员去安装临时通讯线路。所有记录都有对应的评估报告附件。”
“你的评估报告里提到了特高课的临时检查站。”
“提到了。检查站位于吴淞口码头西侧，和太仓封锁的布防范围有重叠区域。我在报告中建议将76号码头巡检的东侧边界从煤渣路退后五十米，以避免和特高课的安保区域产生交叉。这份建议在报告中第三部分第二节。”
山本翻开安保评估报告，翻到第三部分第二节，扫了一眼，然后把报告合上。
“你的评估工作包括了对检查站周边地形的实地勘察？”
“包括。但不包括检查站内部。特高课的检查站属于军事管制区，我没有进入权限。我的勘察范围仅限于检查站外围的公共道路和码头区域。”
“你在勘察过程中有没有注意到检查站后墙外面的窄巷？”
这个问题很刁。山本在试探他是否知道那条窄巷的存在——那条窄巷正是凶手进入和撤离的路线。如果郑耀先承认注意到了窄巷，他就要解释为什么在安保评估报告中没有提到这条窄巷是安保隐患。如果他说没注意到，那作为一个做了“实地勘察”的人，漏掉这么明显的隐患点又显得不太专业。
“注意到了。”郑耀先说，“我在勘察笔记中记录了那条窄巷的位置。但我没有把它写入正式评估报告，因为那条窄巷位于特高课检查站的用地红线之内，属于军事管制区域。我的安保评估权限仅限于76号自己的布防范围。跨过红线指手画脚，不符合76号和特高课之间的分工原则。”
这个回答既承认了事实，又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山本看了他两秒，没有继续追问。
但山本转向了下一个目标。
“梁处长还没到？”山本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
“太仓码头今天上午有一批物资到港，梁处长亲自去盯着了。”李士群替他解释，“大概还有十分钟到。”
山本没有等梁仲春。他翻开第二份档案——汪曼春提交的明楼电话监控汇总表。这份汇总表记录了暗查组在监控期间截获的所有通话信息，一共三十七通电话，其中三十二通是公务，五通是私人。私人电话中有一通是打给明镜的，另外四通是打给明诚的。
“明楼在监控期间没有打给任何可疑号码。”汪曼春说，“他的公务通话全部和经济司的工作有关，私人通话的对象仅限于家人。通讯监控没有发现异常。”
“那外线盯梢呢？”山本问。
“许鹤鸣跟了明楼四天。明楼的出行轨迹完全符合一个经济司高官的日常模式——上班、开会、回家。晚上没有外出，周末去过一次明公馆和一次大光明电影院。没有发现任何与可疑人员的接触。”
山本把电话监控汇总表放在一边，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郑耀先从山本的表情里读出了一丝挫败感——不是针对汪曼春，而是针对明楼。明楼的安全审查面谈表现无懈可击，电话监控没有异常，外线盯梢没有发现。这个人看起来完全没有问题，但山本的直觉告诉他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但他没有证据。没有证据就不能动明楼——明楼的级别摆在那里，经济司首席财经顾问，汪伪政府高层会议的固定出席者。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对他采取强制措施，南京那边不会答应，日本军部也不会答应。
“明楼的调查暂不升级。”山本最终说了一句让汪曼春明显松了一口气的话，“但暗查不能完全停止。丁曼继续监控他的办公室电话，许鹤鸣每周随机抽查两天。有任何异常立即上报。”
汪曼春点了点头，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
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梁仲春走了进来，大衣上沾着雨水，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他一边往座位上走一边道歉：“不好意思，码头那边有艘船出了问题，耽误了。”然后坐下来。
山本等他坐定后，直接抛出了问题。
“梁处长，吴淞口命案当晚，行动处负责吴淞口区域的值班人员是谁？”
梁仲春愣了一下，然后翻开自己的公文包，从里面抽出一份值班表。“当晚吴淞口区域的值班是码头巡检二组，组长赵麻子——大名赵福生。组员四人。他们的巡检范围是十六铺到吴淞口沿线码头。巡检时间晚上八点到凌晨六点。”
“赵福生的人在案发当晚有没有发现吴淞口检查站附近的异常？”
“没有。”梁仲春的回答很干脆，“赵福生的人当晚巡检到吴淞口的时间大约是凌晨一点半。他们在煤渣路边上的岗亭里歇了半小时，两点左右继续往东走了。按照巡检路线，他们不经过检查站正门，也不经过煤场北边的铁丝网。所以案发时他们不在现场附近。”
“案发后呢？”
“案发后特高课封锁了检查站，我们的人进不去。直到现在吴淞口检查站还在封锁中。”
山本盯着梁仲春看了一会儿，然后把目光转向了会议室里的所有人。
“专案组排查到现在，进展不理想。”他的声音比会议开始时更低沉了，“我们知道凶手利用了检查站的安保漏洞。我们知道情报是从内部泄露的。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锁定任何一名嫌疑人。”
会议室里没有人接话。
“但这不代表我会放弃。”山本站起来，双手撑在桌面上，“专案组将继续排查。排查范围将扩大到所有在过去一个月内接触过吴淞口检查站周边区域的人员。松本司令已经同意特高课调取76号所有相关档案。我希望各位继续全力配合。”
郑耀先从山本的最后一段话里听出了一个新的信息——松本已经同意特高课调取76号档案。这意味着山本和松本之间达成了一个暂时的妥协。松本不再追究渔夫尸体的归属，换取特高课扩大排查范围、加快破案进度。海军两个军官的命案暂时被搁置，但松本不会善罢甘休——他只是换了一个方式继续盯着山本。
散会后，郑耀先走出会议室时，梁仲春从后面追上来，和他并肩走在走廊里。
“山本今天有点不对劲。”梁仲春压低声音，“他平时审人不是这个路数。他平时是那种把你逼到墙角然后一刀一刀片着审的风格。今天他问了一圈就不问了，像是在走过场。”
“他在压节奏。”郑耀先说，“松本给他压力太大，他必须先做个全面排查的姿态把松本稳住。等松本的注意力转移了，他才会动真格的。”
“动真格的？”梁仲春停了一步，“你的意思是山本已经有怀疑对象了？”
郑耀先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他心里清楚，山本不可能没有怀疑对象。山本做了这么多年情报工作，直觉不会比汪曼春差。他今天的审问与其说是寻找新线索，不如说是在验证自己已有的判断。他在看每个人的反应，看谁会在某个问题上犹豫半秒、多眨一下眼、或者声音出现一丝不该有的变化。
这是一场沉默的心理战，每个人都在被审视，每个人都不知道别人在回答什么。
周五，一场意外打破了专案组的僵局。
上午十点，丁曼在例行监控中截获了一通从上海打到南京的长途电话。电话是从大马路上“永昌”贸易行拨出的——就是那个以已故顾正鸿名义注册的贸易行，假沈念秋曾经用过的联络点。电话的另一端是南京某政府机关的电话，接电话的人自称姓李，说着一口带有苏北口音的中文。
通话内容很短，只有三十八秒。
“货已发出，后天到镇江。”打电话的人说。
“收到。镇江接货人还是老地方。”接电话的人回答。
然后双方同时挂了电话。
丁曼将录音交给了汪曼春。汪曼春听完后立刻通知了山本。山本在二十分钟内赶到了76号电讯室，把录音反复听了五遍。然后他下了一道命令——立即逮捕永昌贸易行内的所有人员。
下午一点，特高课和行动处联合行动，突袭了永昌贸易行。贸易行开在四川北路一栋三层砖木结构的老式商住楼里，一楼是门面，二楼是仓库，三楼是办公室。行动组冲进去时，门面里坐着一个中年女人和一个年轻伙计。女人是贸易行的会计，姓周，五十多岁，上海本地人。伙计叫阿四，二十出头，苏北口音。两人都没有反抗。
三楼办公室里空无一人。但办公桌上摊着一本翻开的账本，烟灰缸里的烟头还在冒烟。有人刚刚离开。
童虎带人把楼里楼外搜了一遍，在三楼通往天台的楼梯间里抓到了一个正试图翻墙逃跑的中年男人。男人四十来岁，戴着眼镜，穿着灰色中山装，口袋里有一张假证件——证件上的名字是“周复生”，职务是“永昌贸易行经理”。
但这张证件是假的。
童虎把人押回76号后，档案室调出了周复生的真实身份资料——周复生，真名周培文，原国民政府财政部缉私署驻上海办事处的副处长。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周培文没有跟去重庆，而是留在了沦陷区。此后他的公开身份变成了多家贸易行的经理，在苏北和上海之间做物资贸易。76号对他的怀疑由来已久，但一直没有抓到实质证据。
现在证据来了。永昌贸易行——一个以已故潜伏人员顾正鸿的名义注册、被假沈念秋用作联络点、现在又在向苏北秘密发货的贸易行，它的经理周培文被抓了个正着。而那通打到南京的电话——“货已发出，后天到镇江”——被证实是从永昌贸易行三楼办公室拨出的。
汪曼春亲自提审了周培文。
审讯持续了三个小时。周培文一开始咬死说自己只是做正常贸易，那通电话是通知客户发货时间。但汪曼春拿出了顾正鸿的死亡证明和假沈念秋的照片，将永昌贸易行和抗日组织的关联一件件摆在他面前。当汪曼春告诉他，顾正鸿已经被处决、假沈念秋已经逃脱、永昌贸易行的电话已经被监控了数周时，周培文的防线崩溃了。
他承认了一件事，但这件事不是汪曼春最想听到的。
“我是给苏北送过物资。”周培文坐在审讯椅上，眼镜歪在鼻梁上，声音沙哑，“但我不是共产党。我是重庆方面的人。”
重庆。军统。
汪曼春的笔在记录本上停住了。
“你的上线是谁？”她问。
“我不能说。”
“你现在不说，以后有的是机会说。”汪曼春合上记录本，站起来，“带下去。”
周培文被押进了76号后院看守所的单人牢房，门口加了一个双岗。汪曼春拿着审讯记录走进了李士群的办公室。郑耀先在走廊里遇到了她，她手里攥着那本记录本，指节发白。
“周培文是军统的人。”她对郑耀先说，声音很低，“永昌贸易行是军统上海站的一个秘密物资转运点。假沈念秋是军统的特工，顾正鸿也是。翁启明被假沈念秋利用了，他以为假沈念秋是中共的人，实际上她是军统的。军统挖中共的墙角挖到了经济司。”
“渔夫的案子和军统有关？”郑耀先问。
“周培文还没有承认。但永昌贸易行和渔夫之间有没有联系，我们必须查清楚。”汪曼春看着他，“如果渔夫也是军统的人——或者至少和军统有过交易——那么吴淞口的命案就不只是简单的内部清除，而是军统对一名双面间谍的惩戒行动。”
郑耀先没有接话。他站在走廊里，看着汪曼春转身走回情报处的背影，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
周培文是军统的人。永昌贸易行是军统的物资转运点。假沈念秋是军统安插在经济司外围的情报员。这些信息串联起来，指向一个对郑耀先来说极其危险的结论——军统在上海的潜伏网络，和经济司的联系，正在被汪曼春一层层剥开。汪曼春现在还不知道明楼的军统身份，但她的调查正在一步步逼近明楼。如果她沿着永昌贸易行这条线继续挖下去，挖出军统上海站和物资调配委员会之间的联系，那么明楼的“毒蛇”身份就随时可能暴露。
而郑耀先自己也面临着另一种危险。他是军统叛逃过来的人——这是他在76号的公开身份标签。如果汪曼春的军统案越查越大，涉及到军统上海站的高级潜伏人员，那么76号内部所有和军统有过关联的人都会被重新审视一遍。郑耀先这个“前军统王牌特工”自然首当其冲。
他需要立刻把这个新情况传递给陆汉卿。不光是传递周培文被捕的信息，更要传递一个判断——山本和松本的矛盾可以为组织所用，但汪曼春对军统的追查正在形成一个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威胁。
晚上八点，郑耀先离开76号，来到福州路贻德里弄堂口的馄饨摊。瘸腿老头看到是他，用长柄勺在锅沿上敲了两下——不是三下。这是“有情况但非紧急”的信号。
他吃完一碗馄饨后，陆汉卿的联络员——一个穿灰布短衫的中年人——从他身边走过，在桌上放下一包火柴。火柴盒里是一张薄如蝉翼的油纸，上面用蝇头小楷写着两行字：
“周培文事已知。明楼已做切割。军统线暂时冻结。另，山本明日将扩大排查，注意自身安全。”
郑耀先将油纸在指尖揉碎，扔进了馄饨摊旁边的垃圾桶里。他站起来，整了整大衣的领子，走进了夜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