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制服的女人没有说话，转身走在前面，步子不快不慢。林小枝跟上去，经过那扇铁门的时候侧了一下身子——门其实够宽，但她本能地缩了一下肩膀。
保安室里坐着两个人，都穿着深蓝色的制服，一个在看电脑屏幕，一个在翻登记本。翻登记本的那个抬起头看了林小枝一眼，目光从她脸上滑到她的包上，又滑回来，然后低下了头。
没有登记，没有盘问。
这说明周哥已经提前打点好了，或者说——这个康复中心本来就有一些不需登记就能进入的访客通道。后一种可能性让林小枝的后背微微发紧。
穿过铁门之后是一条水泥路，两旁种着齐整的冬青，修剪得像排队的小学生。水泥路的尽头是一栋三层的主楼，灰白色的墙面，窗户不大，有些挂了窗帘，有些没有。主楼前面有一个小小的花坛，花坛里的花开得乱七八糟的，显然疏于打理。
灰色制服的女人没有进主楼，而是拐向右侧的一条小路。路边种了一排竹子，竹叶有些发黄，风一吹沙沙地响。小路的尽头是一栋独立的平房，灰色的外墙，黑色的门，门前没有花坛也没有装饰，看起来像是后加盖的或者刻意与主楼保持距离。
“就这儿。”女人说了第一句话，声音沙哑得像很长时间没有开口。她指了一下那扇黑色的门，“你进去吧，门没锁。”
林小枝看了她一眼，“你不进去？”
“我不进去。”女人说完，转身沿着原路往回走，冬青丛后面很快消失了她灰色的身影。
林小枝在原地站了几秒，深呼吸了一口，然后走到黑门前，没有敲门，直接拧了一下把手。门开了。
里面是一条短短的走廊，走廊两侧刷着白墙，墙上没有任何装饰。尽头又是一道门，半掩着，门缝里透出昏黄的灯光。她走过去，推开门——
是一间不大的会客室。
家具很简单：一张长方形的木桌，两把椅子，靠墙有一个老式的书柜，书柜里摆着几排书，书脊的颜色都已经褪了。窗帘拉了一半，光线不太亮，桌上放着一盏台灯，灯罩歪向一边，像是被人碰过没扶正。
一个人坐在其中一把椅子上。
男性，看起来五十多岁，头发灰白得很均匀，穿一件深蓝色的棉质外套，裤子是深灰色的，脚上是一双老北京布鞋。他坐在那里，背微微有些驼，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很长，骨节分明，像是一双曾经干过粗活或者长期握笔的手。
他看见林小枝进来，没有站起来，也没有说话，只是抬起眼睛看着她。
那双眼睛是灰色的，眼球有些浑浊，但目光并不散漫。他看着她的方式让她想起什么——对了，像是在看一份不太容易读懂的说明书，有耐心，不急躁，但也不抱太大期望。
“钱坤？”林小枝问。
那人点了点头。
林小枝走过去，在他对面坐下。桌上的台灯正好在她和他的脸之间，像一道柔和的分界线。她注意到桌上放着一只白色搪瓷杯，杯壁上印着一行已经模糊不清的红字，杯子里有半杯水，水面上浮着一层细小的灰尘。
“我叫林小枝，是个记者。”她说。
钱坤的目光没有任何变化。
“是周哥让我来的。他说你愿意跟我聊一聊。”
沉默持续了大概五六秒。会客室里很安静，安静得让林小枝能听见自己手表秒针走动的声音。她忽然想起一个问题——这栋平房的位置和结构，会不会有录音设备？随即她又否定了这个想法。如果周哥想害她，不需要这么复杂。
“周哥。”钱坤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比她想象的要低，语速很慢，每个字都像从嗓子里一个一个往外掏，“他自己怎么不来？”
“他说他来了不太方便。”
钱坤嘴角动了一下，不像是笑，更像是确认了什么。
“那你来，”他说，“就方便了？”
林小枝没有立刻回答。她花了大概两秒钟判断这个问题的性质——是试探，是敌意，还是一种程序性的提问。她最终把它归为第三类，一个老派的人在见一个陌生人时习惯性的反问。
“方不方便，看聊什么。”她说，“我今天来，是想听听你的故事。想听哪一段，你可以自己选。”
钱坤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那双灰白色的眉毛微微皱了一下，像是在做一个不太容易的决定。过了好一会儿，他伸手拿起桌上的搪瓷杯，喝了一口水——杯子里的水面上确实有灰，但他似乎并不在意，又或者他已经习惯了。
“你多大了？”他忽然问。
“三十一。”
“三十一。”钱坤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语气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情绪，“我女儿要是还在，今年也三十一了。”
林小枝的手在桌面下微微攥了一下。
她没有追问“要是还在”是什么意思。在这个行业里呆久了，她学会了一件事——当一个采访对象说出“要是还在”这种话的时候，不要急着问“发生了什么”，要等。因为对方一定会接着说下去，只要你不打断那条刚流出来的小溪。
果然，钱坤沉默了几秒之后，把搪瓷杯放回桌上，抬起那双灰色的眼睛看着她。
“你来之前，周哥有没有告诉你，我为什么在这里？”
“三年多了。”林小枝说，“这是一家康复中心。”
“康复中心。”钱坤重复这四个字，语气像在品味一个笑话，“你知道我住在哪个房间吗？出门左手边第二间，门牌上写的不是我的名字，是一串数字。吃饭有人送到门口，上厕所要报备，想出去透透气，要提前一天填单子，批不批看当天值班护士的心情。”
他停了停，声音忽然低了下去。
“这不是康复中心，记者同志。这是一个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