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的设想很好，而且基本上处于公心，但是祖大寿并不买账，或者更准确的说，是祖大寿军中的大量祖氏子弟与亲信部将并不买账。
尤其是关于真正的作战指挥权的问题。
由于都知道掌握了统领所有前军骑兵的权力，实际上就相当于掌握了接下来整个追击作战的指挥权，所以争议尤其大。
不仅祖大寿在杨振提出来的当天晚上没有给予其当面的答复，而且在第二天整个上午过去，也迟迟统一不了他们自己军中的意见。
直到中午时分，祖泽润还在作为双方沟通联络或者说讨价还价的中间人，前来杨振驻地，劝说杨振后退一步，以便于尽快达成合作。
首先一个，对于两军合兵作战，一起追击清虏小朝廷以及八旗余孽，然后均分所有缴获，这一点对祖家军将领们没有太大意见。
因为，杨振所部兵马作战能力之强，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了。
尤其是其强大的火枪火炮队伍，几乎为追击作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最佳的兜底和保证。
即使是原本辽西各部兵马看不上的杨振所部的最大短板，即其骑兵队伍，如今也在收编了大量“夷丁”之后，变得相当有实力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与杨振合兵在一起，不仅胜利更有保证，而且在粮草弹药供应问题上面，他们也能沾光不少，甚至是占不少便宜。
所以，对于这一点，虽有反对的声音，但是反对的声音并不大，多数人还是觉得这一条比较合算的。
然而有其一就有其二，对于双方合兵之后所有骑兵的指挥权问题，杨振的设想遭到了祖大寿军中几乎所有祖氏子弟和亲信部将的反对。
一方面，他们认为，他们手里的关宁骑兵是最厉害的。
因为杨振赖以拉起一帮子骑兵的主要凭借，就是祖克勇麾下最早的那批骑兵，他们认为杨振所谓征东前军的最初班底，都是来自关宁铁骑。
所以双方合兵之后，所有的骑兵理所应当由祖大寿亲自统帅，如果杨振以祖大寿年纪大，不应过分辛劳为由，那么也应该由祖家新一代的佼佼者来指挥，比如，祖泽远。
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若是按照杨振所说，辽西各部兵马中最精锐的骑兵接下来都归杨振指挥，那就相当于杨振是靠着祖氏子弟兵来给他自己攒功劳。
因为祖克勇说到底也是祖氏子弟，祖克勇麾下陆续冒头的几个干将，比如葛朝忠、赵进忠，也都是原来的祖大帅中军出身。
到时候冲锋陷阵死伤的，里里外外都是祖家的子弟兵，可胜利后最大的功劳，却是他杨振的，这个算盘未免也打得太精明了点。
当杨振从祖泽润转述的辽西军伍将领各种反对意见里，听到这一点的时候，当时就被气笑了。
这是那种典型的占便宜没够但却一点亏都不想吃的人才有的脑回路。
而如今在辽西各部兵马当中充斥着这样的人。
事实上，杨振有没有自己的小九九，当然也有，但他的想法只是将两路人马暂时绑定到一起，拖着他们一起北上而已。
拖着他们一起北上，固然有让他们为自己分担作战的压力，甚至是来自朝堂上的弹劾的压力的算计，但却并没有趁机消耗或者削弱辽西各部兵马的实力，然后让他们为自己火中取栗的算盘。
而与此相应的是，辽西各部兵马想占自己的便宜，可以，包括想均分将来的战果，也可以，这些他都可以让渡。
但是现在看，与这样的友军搞团结，显然不能通过单方面的利益让渡来实现，而是要跟他们一样，通过锱铢必较的斗争来实现。
正所谓，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于是，在与居中奔走联络的祖泽润沟通后，杨振提出自己可以放弃对所有骑兵的指挥权，但是，将来的歼灭清虏小朝廷之后的一切缴获，要按照联军之中双方兵力的占比来分成，彼此参战人马有一个算一个不论前部后部现在占比几成，将来就分得几成。
就这样，又经过了一段时间彼此之间的各种权衡与沟通，到了六月十五日上午，在杨振的不断催促之下，终于达成了一致。
其一，两路追击人马合并之议施行，按杨振建议，分作前后两部，但是由祖大寿统摄全军并亲自统领前部所有骑兵在前，杨振率领合兵后的所有火器营和车跑辎重队伍在后。
其二，追击清虏八旗余部作战取得大胜之后，按照联军之中两部人马总和之占比，分配从清虏八旗余部之处获得之缴获。
其三，昔日双方战后以辽河为界分地驻军之条款继续执行，辽西各部兵马将辽河以东大小各城，除沈阳城外，一律让与杨振麾下之征东军，以换取征东军对辽西各部参加追击作战所需物资之补给。
其四，杨振麾下之征东军需尽快分遣得力将领人马，准备接替即将撤回沈阳城的王廷臣、曹变蛟所部，驻守铁岭、开原两地及周边水陆要害之处，随时防范科尔沁等北虏部落骑兵南下侵袭。
为了达成这几条简简单单的条款，双方都做出了一些必要的让步。
一方面，杨振让出了前军骑兵的指挥权，甚至是整个追击作战的指挥权。
杨振先前低估了祖大寿对于亲率大军灭亡清虏的执念，低估了这件事所能带来的名或利，对其的巨大诱惑力。
在以前这个目标几乎无望达成的情况下，在对清虏的作战中一贯小心翼翼，唯恐重蹈大凌河之役覆辙的他，并不在乎统领全军作战的人是谁，因为不管是谁都没有多大区别。
想当年的熊廷弼如何，王在晋如何，孙承宗如何，袁崇焕又如何，包括后续知名的、不知名的，督师也好，巡抚也罢，人物换了一茬又一茬，也死了一茬又一茬，是谁并不重要。
但是现在，情况却不一样了，清虏那边不仅黄台吉死了，连多尔衮都死了，包括过去那些年里使得祖大寿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清虏宿将和对手们，几乎都死了。
头些年，阿敏死了，莽古尔泰死了，岳托死了。
这几年，代善死了，豪格死了，阿巴泰死了，多铎死了，济尔哈朗死了，阿济格也死了，包括为虎作伥的三顺王也全都死了。
有时候祖大寿想到这些曾经强悍无比不可一世的对手一个个都死了，就忍不住要扬天长啸，狠狠喊上一句，还有谁？！
现在，眼瞅清虏那边新出的孤儿寡母小朝廷就要完蛋了，他“镇守”辽东几十年，终于等到了这个“克竟全功”的天赐良机，怎么想，他也不想放弃。
他一开始没有答应杨振的建议，其实就是卡在这里，但他又不好自己出面明着跟杨振这个小辈争功，只好将此事诉诸所谓的军中公议。
之所以不好明着跟杨振争，是因为他自己也清楚，在已经取得的收服辽沈、平灭清虏的连番战事之中，杨振与其所部人马是毫无争议的首功，功劳比辽西各部人马大得多。
自己率领辽西各部人马虽然在收复管广宁城的战事之中出了力，但是也仅此而已。
剩下的其他决定性的战役，都是杨振带领其征东军各部和近海镇各部人马在打。
不仅辽西各部，包括洪承畴直领的蓟辽督师府各部人马，包括同样参战的宣府军，在整个收复辽沈、平灭清虏的战争之中，他们说到底也不过是因人成事而已。
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年龄越大越在乎身后名身后事的祖大寿，就更加希望能够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一举洗刷去以前背负的各种污名。
为此，原本还想在辽河以东沃土占有“蒲河城”“范河城”甚至是“铁岭城”的他，说服麾下各部履行与杨振的前约，放弃他们在辽河以东打下来的或者参与打下来的城池。
一方面，可以尽快将以前分兵留守在许多地方的辽西兵马，集结到开原城来，参加已经箭在弦上的追击作战。
另一方面，也可以借机用分兵留守的方式，将可能会占据联军大头的杨振麾下征东军各部人马摊薄一点。
再一个，这么做，也等于是将牵制和防范科尔沁等边外草原各部骑兵侵袭自家后路的责任，推给了杨振一方。
而他们所需要做的，或者说付出的，实际上只不过是履行了与杨振的前约而已。
所以当杨振答应让步之后，新的约定迅速得以达成。
崇祯十六年六月十五日下午，杨珅带着征东军右军火炮团营以及直属的几个辅兵营，运送大笔粮草弹药物资的车马驼队，抵达了开原城外的大清河南岸营地。
杨振带着李禄、李守忠、潘喜、张国淦、张天宝等人前往迎接，同时也借着这次迎接杨珅等人抵达的机会，对己方参战各军的部署做了一番调整。
祖大寿同意放弃辽河以东除了沈阳城以外其他大小城池的权益，对杨振来说，终究是一件好事情。
杨振的心里当然很清楚，自己光是领着麾下人马一味的打头阵、往前冲，替友军各部啃硬骨头，是绝对不行的。
对他来说，巩固已经打下的土地城池，并将其尽可能的纳入自己人的实际控制之下，同样重要。
若是只知道一味往前冲，等战后回头一看，自己打下来的城池，或者参与战斗打下来的地盘，都被别人给占据了，纯为他人作嫁衣裳，那可就成蠢货成笑话了。
所以，不管是杨振，还是按杨振的命令行事的李禄，在一路北上的过程中，凡是自己人打下来的城池，都留下了适量的人马驻守。
除了杨占鳌留守新义堡、李明时留守凤凰城之外，王俊率部驻守在了清河堡，仇震海带领安东西路团营直接移驻到了新命名的镇东城也即赫图阿拉城及其周边地区。
杨振领着征东前军和右军火枪团营、掷弹兵团营继续北上，拿下抚安城之后，又在抚安城留下了孙大堂所部人马。
等到进占铁岭城，并从铁岭城北上中固城、开原城后，李禄在铁岭、中固城都留了一小部人马。
虽然数量不多，有的只有一个加强的哨，用来看管大军经行时的驻兵营地，但也足以宣示对驻兵城池享有的权益。
至于杨振所部兵马未曾参与出兵攻打的城池，比如范河城，再比如更靠南面的“蒲河城”等处，杨振也很讲究，并未要求按照前约，然后出兵接管那些地方。
不过现在，王廷臣、曹变蛟两部人马已经决议撤军了，祖大寿也提起了前约，同意按辽河为界东西划分驻军范围了，那么杨振当然不会拒绝。
不仅不会拒绝，而且还要尽快落到实处。
所以，在杨振带着开原城内诸将迎接杨珅、全节、刘仲锦等人的时候，就顺便开了一个临时的军事会议。
最后的结论是，接下来的追击作战，将由杨珅率部从征，新近抵达开原城南的右翼军重炮团营及附属辅兵营，与早就跟着杨振北上的右翼军火枪团营、掷弹兵团营合兵一处。
征东军中后军总兵官李禄，坐镇开原城及周边地区，负责维持从沈阳城到铁岭城，再到开原城，以及从镇东城到抚安城，再到铁岭城，这两条补给通道的安全与顺畅。
同时，命令中后军掷弹兵团营副将潘喜率领所部人马分守铁岭城，并安排中后军掷弹兵团营所属人马适时接管范河城、蒲河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