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生物技术》的评论专栏在凌晨上线。
埃利奥特·吴那篇《当伦理审查成为商业博弈的筹码：论跨国资本竞争中的“道德武器化”现象》的文章，在三个小时内被翻译成六种语言，在全球学术圈和科技媒体中迅速传播。文章下方附有三位知名学者的支持性评论，分别来自哈佛、牛津和东京大学，都对“以伦理指控进行商业打击”的现象表示忧虑。
效果立竿见影。
原本因欧洲那篇调查报道而对埃利奥特·吴产生的质疑声，开始出现分化。一部分学者和媒体开始反思：这到底是对学术伦理的正当监督，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商业抹黑？
“他的反击很聪明。”苏晴在早餐会上分析舆情报告，“没有否认具体指控——因为否认不了那些关联事实——而是把整个事件的性质重新定义。从‘学者是否违背伦理’，变成了‘资本如何利用伦理问题打击对手’。这样一来，所有质疑他的人，都可能被贴上‘商业打手’的标签。”
林晓翻看着社交媒体上的讨论：“支持他的声音主要集中在两个群体：一是与他有合作关系的学者和研究机构，他们需要维护整个‘伦理外包’模式的合法性；二是保守派媒体，他们本来就对‘跨国资本操纵舆论’的话题敏感。”
“但我们真正的目标受众不是他们。”余年喝了口咖啡，神情平静，“是那些还在观望的中间派学者、有良知的投资人、以及——最重要的是——国际组织和各国监管机构。埃利奥特·吴的文章能混淆视听，但改变不了一个基本事实：诺亚资本的项目确实出了问题，而且问题严重到需要杀人灭口、囚禁工程师、伪造文件。”
他调出一份新报告：“程日星昨晚追踪了文章发布后的资金流向。有五个新注册的社交媒体账号，在文章发布后一小时内开始大规模转发和评论，这些账号的注册Ip都指向同一家位于新加坡的网络营销公司。而这家公司，上周收到了一笔来自‘远帆信托’某离岸子公司的汇款。”
“所以他在文章里指责别人‘操纵舆论’，自己却在做同样的事。”老周冷笑。
“这就是游戏的规则。”余年说，“苏晴，我们需要一篇文章来回应。不要直接驳斥埃利奥特·吴——那样会落入他设定的‘学术争论’框架。我们要把焦点拉回到案件本身。”
他顿了顿：“主题是：当‘伦理外包’遇到‘人命代价’。不指名道姓，但用许婕和林薇的案例——当然要脱敏处理——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有前途的年轻科研人员，专利被夺走，人被失踪，最后出现在非法的试验场所。重点突出系统性、组织性和跨国性。”
“我明白了。”苏晴快速记录，“从个体悲剧上升到系统性问题，让读者自己联想：如果埃利奥特·吴真的是‘坚守原则的学者’，为什么他的服务对象总是出现这种问题？”
“没错。”余年点头，“同时，林晓，你准备一份法律意见书草稿，主题是‘跨国专利侵占与人体试验犯罪的司法管辖困境’。引用国际法、引渡条约、跨国刑事司法协助的相关条款，指出当前法律体系在面对这种新型犯罪时的漏洞。这份意见书，我们要在新加坡论坛上，通过合适的渠道散发出去。”
“好。”
“至于马尼拉那条线……”余年看向程日星，“会面时间是本周五，也就是后天。我们需要有人去现场。”
“我去。”程日星几乎立刻说。
“不行。”余年摇头，“你是技术核心，不能轻易离开。而且你对东南亚的情况不熟。老周……”
“我去。”老周放下手中的平板，“我退休前跟国际刑警组织合作过几次东南亚的案子，有联络渠道。而且……”他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我想亲自看看，这个罗德里戈·桑托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律师’。”
余年沉吟片刻：“可以。但不要单独行动。我会联系我们在马尼拉的一个安全资源——一位在当地开安保公司的前中国特种兵，他叫陈志武。他会安排人和你配合。记住，目的不是抓捕或冲突，是观察、记录，可能的话，获取那位‘赵先生’的身份信息。”
“明白。”
“还有，”余年补充，“许婕这两天状态如何？”
苏晴接过话：“比预想的要坚强。看到专利文件后，她确实情绪波动很大，但没崩溃。昨天下午，她主动提出要系统地整理所有能回忆起来的‘灯塔’内部信息，从建筑结构到人员特征，从实验流程到数据系统。她说，既然那些记忆折磨着她，不如让它们变得有用。”
余年眼中闪过一丝赞许：“让她做。但要有心理医生在场，控制节奏。另外，关于林薇的寻找，有进展吗？”
“有，但不太乐观。”苏晴调出报告，“我们联系了东南大学当年的导师和同学，确认林薇在2021年9月确实接到过一个‘东南亚高薪工作机会’，具体公司不明。她最后一次与家人联系是2021年10月3日，从昆明长水机场发消息说‘登机了，落地联系’。航班号是mU2021，目的地是曼谷。之后再也没有消息。”
“泰国……”余年沉吟，“老周，你到马尼拉后，也通过当地渠道查查这条线。林薇的失踪和‘海之星公司’的时间点很接近，可能不是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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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安全点，下午两点。
许婕坐在心理医生对面，面前摊开着十几张画纸。上面不是记忆碎片，而是系统性的图表：一张是“灯塔”各楼层功能分区示意图，标注了实验室、监控室、生活区、医疗站的位置；一张是人员组织架构推测图，根据她见过的制服颜色、徽标和听到的称呼，区分了“科研人员”、“安保人员”、“医疗人员”和“管理人员”；还有一张是实验流程简图，从“受试者接收”到“初步筛查”，再到“材料适配测试”和“后续观察”……
“这些都是你这两天画的？”心理医生李教授温和地问。
许婕点点头，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画纸边缘：“我想把它们整理清楚。之前……记忆都是碎的，这里一块那里一块，每次想起来都很痛苦。但现在我想，如果我能把这些碎片拼成一张完整的地图，也许就能看清他们到底在做什么，也许就能找到……找到更多证据。”
她的声音很平静，但李教授能听出其中压抑的力量。
“这是个很好的想法。”李教授说，“通过将创伤记忆系统化、客观化，你可以重新获得对那段经历的控制感。但许婕，我要提醒你，这个过程可能会触发新的痛苦记忆，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我知道。”许婕抬起眼，眼神清亮，“苏晴姐跟我说，逃避不会让痛苦消失，只会让那些伤害我的人得逞。我要面对它，然后……然后让它变成我的武器。”
李教授看着她，看到了那种从废墟中生长出来的韧性。这不是简单的“恢复”，这是“重建”——在极端的伤害之后，重新构建自我的意义感和力量感。
“好，那我们继续。”李教授说，“今天，我们尝试回忆一些更具体的技术细节。比如你刚才画的这个‘材料适配测试流程’，你能想起具体的测试项目吗？或者使用的设备型号？”
许婕闭上眼睛，深呼吸。几秒钟后，她睁开眼，拿起笔在流程图的“适配测试”环节旁写下：
“血液相容性测试——设备：hemoScan 3000系列，每次测试需要至少200ml新鲜血液样本。”
“神经电信号响应测试——设备：NeuralLink pro版，需要植入式微电极阵列。”
“代谢产物监测——设备：metabo tracker，实时监测24小时内的37种代谢物指标。”
她写得很慢，但每一条都清晰具体。
“这些设备……”李教授有些惊讶，“都是高端专业仪器，价格昂贵。”
“对。”许婕的笔尖顿了顿，“所以‘灯塔’的投入非常大。我记得有一次，一个科研人员在抱怨‘采购成本又超了’，另一个管理人员说：‘别计较这些，只要能拿到完整的数据链，投资回报率是百倍级别的。’”
她抬起头，看向李教授：“他们在用我们的身体，测试用我们的专利研发的材料。每一个测试数据，都是商业机密，都是未来的利润。”
这句话说得很平静，但李教授能感觉到其中冰冷的愤怒。
“这些信息非常重要。”李教授说，“不仅是证据，也是理解他们商业模式的关键。许婕，你做得很好。”
许婕低下头，继续在图纸上补充细节。她的手指稳定，眼神专注，仿佛在进行一项严谨的科研工作。
只是偶尔，在写下某些特定词汇——比如“血液样本”，比如“植入式电极”——时，她的指尖会微微颤抖。
但颤抖之后，是更用力的笔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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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尼拉，帕赛市，罗哈斯大道旁的一栋老式写字楼。
老周坐在街对面的咖啡馆二楼，视野正好能覆盖写字楼入口。他戴着墨镜，手里拿着份报纸，看起来像个普通游客。耳机里传来陈志武的声音：
“老周，确认了。罗德里戈·桑托斯的办公室在七楼702室。这栋楼有三个出口：正门、侧门通往停车场、还有一个后门连着消防通道。我的人已经分别到位。”
“收到。”老周低声回应，“目标出现告诉我。”
“另外，”陈志武说，“我查了这个桑托斯的背景。他确实是个律师，但主要业务不是公司法或知识产权，而是……移民和跨国婚姻。他的客户很多是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和韩国人。”
“移民律师……”老周若有所思，“处理‘人员流动’的专家。”
下午两点五十分，一辆黑色的丰田阿尔法停在写字楼正门口。车上下来一个亚洲面孔的中年男人，身材微胖，穿着浅色西装，手里提着公文包。他抬头看了看大楼，然后快步走了进去。
“目标出现。”陈志武的声音传来，“男性，45-50岁，身高约175，微胖，灰色西装，深蓝色公文包。一个人，没有随从。”
“照片拍到了吗？”
“拍到了，侧面和背面。正在做面部识别比对。”
老周放下报纸，目光紧盯着入口。三分钟后，那个男人再次出现，身边多了一个人——一个穿着花衬衫、身材瘦高的菲律宾人，应该就是罗德里戈·桑托斯。两人在门口交谈了几句，然后握手告别。男人回到车上，丰田阿尔法迅速驶离。
“跟上那辆车。”老周说，“小心点，别被发现。”
“已经在跟了。”陈志武说，“我亲自去。你那边继续盯桑托斯，看他接下来有没有异常举动。”
老周重新拿起报纸，但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写字楼入口。桑托斯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打了个电话，然后转身回到楼内。
一切看似正常。
但老周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一个处理移民事务的律师，为什么要见一家离岸公司的代表？而且选择在工作日的下午，在自己办公室？这不符合“海之星”这种壳公司的风格——它们通常更隐秘，会面地点会选择酒店、私人会所，甚至游艇上。
除非……这次会面本身，就不是为了处理公司文件。
一个念头忽然闪过。
老周拿起手机，给程日星发了条加密信息：“查一下桑托斯律师过去一个月的通讯记录，重点看有没有来自泰国或缅甸的号码。另外，查他最近处理的移民案例，有没有涉及年轻亚洲女性的特殊通道。”
如果桑托斯不仅仅是“海之星”的法律顾问，还是那条“人员输送链”上的一个环节……
那么今天那位“赵先生”，可能根本就不是来处理公司文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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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程日星收到信息后立刻展开调查。
两小时后，初步结果出来了。
“老周猜得可能没错。”他在加密频道里汇报，“桑托斯的通讯记录里，最近三个月有十七个来自泰国的号码，其中八个是曼谷的。他处理的移民案例中，有三个是‘特殊人才引进’，申请人是年轻亚洲女性，专业背景都是生物、医学或材料科学。更可疑的是，这三个案例的担保方，都是不同的离岸公司，但股权最终都指向‘远帆信托’的关联基金。”
“这三个女性，现在在哪里？”余年问。
“两个显示‘已获批，人在菲律宾’，但具体地址不明。第三个……”程日星顿了顿，“就是林薇。她的移民申请在2021年10月提交，担保方是‘百康医疗科技公司’，11月初获批，11月15日的记录是‘已入境马尼拉’。之后就没有更新了。”
房间里一片寂静。
“所以桑托斯不只是律师，”苏晴的声音有些发颤，“他还是那条‘人才输送链’上的中间人？用虚假的工作机会和高薪，把年轻科研人员骗到东南亚，然后……送到‘灯塔’？”
“不止。”余年看着屏幕上桑托斯的照片，眼神冰冷，“他可能还负责处理这些人的‘后续手续’——比如，当她们在‘灯塔’死亡或失踪后，如何制造‘自愿前往第三国’‘失联属于个人行为’的假象。移民律师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渠道。”
林晓握紧了拳头：“这个人渣……”
“老周，”余年接通马尼拉的频道，“你那边情况如何？”
“桑托斯下午四点离开了办公室，去了海边的一个私人俱乐部。陈志武的人还在跟着。那位‘赵先生’的车开到了马卡蒂市的一家五星级酒店，登记名字是‘赵文博’，持中国护照。陈志武拍了清晰照片，已经发回。”
程日星立刻调出照片，进行人脸识别比对。
五分钟后，结果弹出。
“赵文博，男，48岁，上海人。公开身份是‘文博投资咨询公司’总经理。但这家公司的注册地址是虚拟的，没有任何实际业务。更关键的是……”程日星调出一份旧档案，“三年前，东海市经侦支队处理过一起非法集资案，其中一个在逃的中间人，就叫赵文博。照片比对相似度92%。”
“一个在逃犯，用真名住五星级酒店？”老周在频道里疑惑。
“不是真名。”余年说，“只是他没改名字。这种人往往有多个身份，用哪个取决于场合。他用‘赵文博’这个身份见桑托斯，说明他认为这个身份在马尼拉是安全的。”
他顿了顿：“老周，你和陈志武商量一下，能不能想办法接触一下这个赵文博？不需要抓捕，只需要确认他的真实身份，以及他和桑托斯的具体关系。”
“难度很大。”老周说，“他在酒店深居简出，而且明显有安保意识。不过……陈志武有个主意。酒店的一个客房服务经理是他以前的线人，也许能提供一些信息。”
“可以尝试，但安全第一。”余年强调，“如果风险太高就放弃，不要打草惊蛇。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新加坡论坛的布局，马尼拉这条线是补充，不是主攻方向。”
“明白。”
通话结束。余年站在大屏幕前，看着三条逐渐清晰的线索：
新加坡，埃利奥特·吴在舆论场上反扑；
马尼拉，一条隐秘的“人才输送链”浮出水面；
东海，许婕正在系统性地重建“灯塔”的内部图景。
三条线看似独立，但在某个深处，它们都通往同一个黑暗的核心。
而那个核心，已经开始感受到四周逐渐收紧的压力。
余年调出新加坡论坛的议程表，手指在一个环节上轻轻敲击。
那是一场题为“生物科技创新的伦理边界：全球共识与地方实践”的圆桌讨论，埃利奥特·吴是主讲嘉宾之一。
还有四天。
四天后，熔炉的火焰，将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烧向那个自以为躲在学术光环后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