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惠良天没亮就起了，比招待所的服务员还早。他先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看了看车辆到位情况，又去餐厅催了早饭，然后站在大门口等着。
在吃完早餐后，文工团员们开始登车，他站在第二台车的后车厢板旁边，手里拿着一张名单，一个个清点人数。
周小梅先爬上去，伸手拉了李娟一把，王晓兰跟在后面，几个男兵翻身上去利索得很，坐在车厢两侧的长条凳上，背靠车厢板，腿伸在过道里。
朱琳上车时武惠良在身后托了她一把。她背着军绿色帆布挎包，上了车站稳后，给了武惠良一个笑脸。周小梅招呼着朱琳，把她拉到自己旁边坐下。
文工团的干部和黄原地区接待干事依次上了驾驶室， 武惠良本来被安排在副驾驶位置，他看见团里那位年纪稍长的乐队指挥，上车前就说不舒服，晕车药吃了两片，脸色还是不太好。
武惠良把手里的资料往挎包里一塞，走过去说：“谭指挥，你坐驾驶室，那个位置稳当些，不颠。”
谭指挥摆摆手：“那咋行，你是接待干部，该你坐。”
“我本就是服务你们文工团白，在车厢里和文工团员多沟通，能更好的进步……。”武惠良说着已经拉开了驾驶室的门，扶着谭指挥的胳膊把人塞了进去，顺手把门关上。
车门关上的声音闷闷的，武惠良拍了拍车门，朝司机点了下头，然后转身走到车尾，两手抓住车厢板，左脚踩住保险杠，右腿一跨，翻了上去。
车厢里坐满了人，两排长条凳，女兵坐一侧，男兵坐另一侧，中间留一条窄过道。武惠良上来的时候，男兵那边已经没了空位，女兵这边倒还剩几个散座，朱琳和周小梅坐在一起，旁边还有一个位置，正好是王晓兰让出来的——她嫌靠着车厢板吹风冷，挪到里头去了。
武惠良看了一眼，没犹豫，弯腰走过去，在朱琳旁边坐下来。他坐下的动作很自然，把挎包放在膝盖上，双手搭在包上，背靠着车厢板，伸直了两条长腿。
周小梅拿胳膊肘碰了碰李娟，李娟抿着嘴没出声，眼睛里全是笑意。
朱琳没动，眼睛看着对面车厢外头的院子，好像什么都没注意到。
六点半，车队出发。
四台卡车排成一列，头车拉着道具行李，后面三台坐人，从招待所大门驶出，拐上建国路，一路向北。
出了城，路就不好走了，柏油路变成碎石路，碎石路又变成土路，卡车沿着黄土公路一路向北，车轮卷起漫天黄尘，风从车厢缝隙里灌进来，吹得人头发乱飞。
文工团员们起先还端端正正坐着，车一颠，身子就跟着晃，肩膀碰肩膀，膝盖碰膝盖。
黄尘从车厢后面翻卷上来，灌进篷布里，呛得人直咳嗽。有人开始拿手绢捂鼻子挡灰，有人把军装领子竖起来，有人从挎包里掏出报纸折成帽子扣在头上。
周小梅最夸张，把一条白毛巾整个捂在脸上，只露出两只眼睛，活像个戴盖头的新媳妇。
李娟笑她，她也不恼，闷声闷气地说：“这边的风沙大，走会就知道了，这尘灰能把你脸皮磨掉一层。”
而武惠良不动声色中，挺直了身子，尽量挡住外灌的风尘，为朱琳遮挡。
车厢里有人说起话来。一个男兵问：“武干部，咱们这一路到黄原，得走多久啊？”
武惠良把挎包放在两腿中间，笑了笑：“路不好走，全是盘山道，少说也得五六个钟头。”
“那得颠散架了。”旁边一个男兵吐了吐舌头。“那到了黄原，安排住那？”
“黄原军分区招待所。”武惠良的声音在颠簸中稳稳当当，“跟省军区招待所差不多，四人间，有热水，食堂专门给你们开了小灶。”
“在黄原，我们的演出怎么安排的？”另一个男兵问。
“一共五天，五场演出……。”武惠良竖起一只手，五指张开，
“第一场在地委大礼堂，观众是地直机关干部、军分区官兵，还有工矿和城区的群众代表，差不多一千五百人。地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分区司令都会在场。”
车厢里安静了几分，都仔细听着武惠良的讲述。
“第二场是黄原军分区专场，安排在军分区大礼堂，观众全是官兵和基干民兵，约莫两千人，主打军民鱼水情。”
“第三场去安定县，在县革命广场演出，安定县那是老苏区，瓦窑堡那一片。当年红军就在那儿落脚，老百姓支前、掩护伤员，都是豁出命的。那场是专门演给老区群众看的。”
第四场到黄河边上的延水关渡口，当年红军东征就是从那儿过的河。沿河村子拥军几十年，传统深。”
最后一场回黄原城，在古塔山脚下的河滩广场演，全黄原城的百姓都会来，场面最大。”
他说得平缓，没有刻意煽情，可一字一句里，都带着对这片土地的熟稔与敬重。革命旧址、红军足迹、老区百姓、渡口风沙，顺着他的话，像一幅粗粝厚重的画卷，在车厢里慢慢铺开。
车厢里的人都听着，有人点头，有人问几句，武惠良一一作答。
朱琳侧耳听着，目光落在远处连绵不断的黄土山峁上。
她不得不承认，武惠良确实出色。年轻、俊朗、谈吐稳当，对地方情况了如指掌，又懂分寸、知进退，放在基层干部里，绝对是拔尖的。家世好，前途亮，放在寻常姑娘眼里，已是难得的良人。
车颠了一下，朱琳的身子往旁边一歪，肩膀碰着了武惠良的胳膊。她赶紧坐正，手扶住车厢板。
武惠良僵了一下，硬挺着止住朱琳的颓势，但也没看她，只是搁在挎包上的手指微微收拢了一下，另一只手用力抓着板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