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德八年的春天，当连接扬州与凤翔的钢铁驰道率先贯通，帝国的血脉以前所未有的效率搏动起来。来自江淮的粮秣、军械、被服，不再依赖于漫长而损耗巨大的漕运与崎岖山路，而是被一架架由数十匹驽马牵引、在钢轨上飞驰的货运“巨龙”，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关中腹地。不过旬月之间，关中各城的府库便被填满，西征大军的后勤基石被牢牢铸就。
五月，芒种刚过，万物勃发。神京太极殿内，钱镠颁布了酝酿已久的诏令：
“太子钱传璟，为讨蜀诸道兵马大元帅，总揽伐蜀全局！”
“以杜建徽、王彦章、霍彦威、元行钦、符彦超、夏鲁奇、康延孝、高行周、安金全等，分统诸军！”
“以冯道、符习、皮光业、郭崇韬等为行军参谋，赞画军机！”
这份名单，几乎囊括了大夏王朝除却年长的开国元勋外，所有正值青壮之年的将军与智囊。钱镠意图明确：此战不仅是统一天下最后一役，更是对下一代文武班底最好的锤炼。太子钱传璟坐镇荆州，遥控指挥，既显威仪，亦保安全。
十五万禁军、厢军混合编成的伐蜀大军，兵分两路，如同巨大的铁钳，向已是千疮百孔的蜀地合拢：
北路军：以王彦章、符彦超等为先锋，自凤翔出发，沿修葺一新的褒斜道，南下直扑兴元。
东路军：以杜建徽、高行周等为主将，自荆州溯江西进，目标直指夔门。
面对养精蓄锐、装备精良、士气如虹的夏军，历经三年内战、早已疲惫不堪、离心离德的蜀军，几乎未能组织起任何有效的抵抗。
北路军兵临兴元城下，困守此地的王宗杰残部，早已粮尽援绝，斗志全无。未等夏军攻城，部下将官便发动兵变，绑了王宗杰，开城献降。兴元一下，金牛道门户大开。
东路军的情况更为顺利。船队尚未抵达夔门，驻守巫峡的蜀军水师便已望旗归顺。大军穿过夔门天险，进入蜀中腹地。盘踞在合州以东、奄奄一息的王宗辂，闻听夏军至，知大势已去，干脆遣使奉上降表、印信，只求保全性命。
王宗杰、王宗辂这两个曾经争夺帝位的最大藩镇率先投降，产生了致命的连锁效应。沿途各州县的蜀国守将、官员，或闻风而降，或弃城而逃。夏军两路主力，几乎是在进行一场武装大游行，短短一个月，便长驱直入，兵锋直指成都平原。
至德八年六月下旬，东路夏军主力进抵简州城外，与成都小朝廷最后所能拼凑起来的、约七八万蜀军“主力”相遇。这已经是蜀国最后一点像样的家底，由扛鼎的王宗弼和王宗翰统领，试图在此做最后一搏。
然而，希望很快便如泡沫般破碎。
夏军阵中，战鼓擂响。身经百战的重步兵方阵如山推进，硬弩手如林的箭矢遮蔽了天空，伴随着令人牙酸的破空声，车弩的巨大弩枪轻易地撕碎了蜀军单薄的盾阵。还不等蜀军从这狂暴的远程打击中回过神来，高行周、夏鲁奇等猛将已然亲率重甲铁骑，如同烧红的尖刀切入牛油，瞬间将蜀军本阵冲得七零八落。
一个冲锋！仅仅一个冲锋！
本就士气低迷、建制不全的蜀军彻底崩溃了。将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将，无数人丢下兵器，哭喊着向后逃窜，自相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夏军骑兵纵横驰骋，分割包围。这场被寄予厚望的决战，在不到两个时辰内，便以蜀军的全军覆没而告终。战场上留下了漫山遍野的降兵，各色俘虏高达十万之众。
简州惨败的消息传回成都，这座曾经“锦城丝管日纷纷”的繁华都市，瞬间陷入了末日般的恐慌。皇宫之内，年幼的蜀帝王衍吓得面无人色，只会哭泣。垂帘听政的花蕊夫人与一众权贵，面对兵临城下的绝境，再也提不起任何抵抗的勇气。
是年七月末，在冯道、郭崇韬等夏军谋士拟定的受降条款下，蜀帝王衍率领蜀国文武百官，身着素服，抬着舆榇，出成都东门，向大夏太子钱传璟及伐蜀大军投降。
曾经与朱温、李克用、杨行密等枭雄并列，称霸三川十数年的王氏蜀国，在经历了令人扼腕的内乱和摧枯拉朽的外战之后，宣告灭亡。
太子钱传璟代表大夏皇帝钱镠，接受了蜀国的降表、舆图、户籍册。他下令封存府库，严禁劫掠，安抚降臣，迅速恢复成都秩序。
蜀地平定后，为震慑新附之地，钱镠在川西、川东两道各常驻四万精锐，其余伐蜀大军则凯旋归建。经过一年多的休整与对蜀中降兵的筛选整编，至德十年春，钱镠的目光投向了更南方的云贵高原。
“南诏世衅中原，屡为边患，其罪当伐！”钱镠在朝会上旧事重提。然而，派往南方的使者很快带回消息：“陛下，南诏国在至德元年便已内乱覆亡，如今立国者乃大长和国，其国主郑氏，听闻还是汉人后裔，一直谨守边疆，并未侵犯天朝。”
朝堂之上出现了一丝微妙的寂静。钱镠面不改色，淡然道：“或许曾有冒犯，亦未可知。”随即，他以“莫须有”之罪，断然下达了讨伐大长和国的诏令。帝国的意志，不需要过于精致的理由。
此次南征，钱镠任命次子钱传瓘为主帅。这位皇子速来崇拜裴宏、钱镒的战法，讲究稳扎稳打，不求奇袭速胜。
上任后南征大军分三路并进：一路自川西道南下，经会川入滇。一路自川东道西进，攻鄯阐府（今昆明）。一路自交州道（越南北部）北上，策应主力。
钱传瓘的策略冷酷而有效。凡遇抵抗之城池、部落，破城之后，抵抗者及其家眷一律贬为奴隶，由军方直接押送至交州或蜀中各地，卖给如嗜血鲨鱼般的各大蓄奴行。他甚至组织专门的“探勘队”与“捕奴队”，大军未至，这些队伍已先行深入山林，勘探道路，扫荡不肯归附的寨子，所过之处，要么归顺，要么化为焦土，青壮尽数沦为奴工。
一时间，整个滇中地区人人自危，恐慌情绪如同瘟疫般蔓延。大长和国主郑仁旻仓促间纠集起六万大军，试图在洱海平原与夏军决战。然而，这支缺乏重装备和严格训练的军队，在夏军结阵而进的重步兵、泼洒如雨的弩箭以及精锐铁骑这套“钢铁洪流”的战法面前，几乎一触即溃。郑仁旻大军土崩瓦解，四散逃入深山。
不到一年时间，立国不足二十载的大长和国便宣告覆亡。
接下来的两年，钱传瓘的主要任务便是“清剿”。对于那些逃散后各自独立、不成气候的山寨部落，愿意接受归化的，被强制迁往河谷小平原，在新建城池周边从事农耕；顽固不化的，要么被迫向更南、更深的丛林迁徙，要么就被捕奴队抓获，投入滇地新发现的各类矿坑之中，在皮鞭下耗尽生命。两年时间，整个云贵高原的抵抗势力被基本肃清，再也无力组织起有效的反抗。
至德十一年，钱镠下诏，设立云南道，委派流官，筑城屯兵，将这片古老的西南之地，正式纳入郡县管辖。
几乎与此同时，帝国的西北角，最后的戏剧即将落幕。
占据陇右、河西的凉王朱温，已近花甲之年，与钱镠同岁，身体却每况愈下。他面临的困境内外交迫：境内降服的温末、吐蕃各部族见其衰迈，蠢蠢欲动；西面，篡夺了高昌回鹘的李存勖，如同盘旋的秃鹫，时不时便派兵偷袭瓜、沙二州，令其疲于应付。
更让朱温忧心的是继承问题。侄子朱友宁自恃战功，野心勃勃；亲生儿子朱友珪也非庸碌之辈；而他内心属意的继承人，却是性格相对温和的幼子朱友贞。他深知，一旦自己撒手人寰，内乱必起，外敌必至，朱家基业将瞬间灰飞烟灭。
在无尽的煎熬与权衡之后，这位乱世枭雄，做出了最后也是最痛苦的决定。他先是设计诱捕了试图兵变的朱友宁和不满的朱友珪，将他们囚禁起来。随后，他亲笔写下表文，派心腹使者疾驰神京，向钱镠正式低头，请求举陇右归附，并在表文中明确请求，希望梁王之位能传于朱友贞。
钱镠接到表文，欣然应允。他即刻命令坐镇长安的大将刘鄩，率领五万全副武装的精兵，携带大量军械辎重，西进凉州，名为“接防”，实为武装接收。
朱温则带着家眷，在夏军“护卫”下，东出关中，乘坐驰道上新开通的客运马车，一路南下扬州，再转至神京，觐见钱镠，完成了实际上的臣服。而被囚禁的朱友珪、朱友宁，对朱温心怀怨恨，至死不愿相见。钱镠顺势将这两个对朱友贞有威胁的潜在祸患，远调至倭国的东州镇守府任职。殊不知，这两人后来在攻灭倭国的战役中竟立下赫赫战功，那是后话。
刘鄩接管陇右、河西后，迅速稳定局势。不久，李存勖果然再次率回鹘兵来犯。刘鄩于瓜州设下埋伏，大败回鹘军，乘胜追击，兵锋西进，直指西州（高昌）。至此，自安史之乱后与中原若即若离数百年的西域，再次迎来了王师的旌旗。
至德十一年末，大夏王朝的疆域达到了空前的辽阔，东极于海，西尽流沙，南抵交趾，北逾大漠。钱镠以其铁腕与谋略，终于完成了四海归一、八荒宾服的旷世伟业。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进入了它的全盛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