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岁的屠生第一次见识电话的魔力，是在那个闷热的暑假午后。家里刚装了电话，那部崭新的红色电话机立在茶几上，漆面亮得能照出人影，听筒握在手里沉甸甸的，像一把没上膛的枪。父母上班去了，整个屋子空荡荡的，只有电风扇嗡嗡地转，热风扑在脸上，带着一股老木头和灰尘的气味。屠生趴在沙发上，一条腿垂下来晃荡着，目光落在电话机上，心里冒出一个念头——打一下试试，反正没人知道。
他拿起听筒，听着里面绵长的拨号音，像一根拉长的丝线，手指犹豫了一下，按下了几个数字。起初他只是胡乱拨弄，三位数、四位数，听筒里永远是短促的忙音，嘟嘟嘟的，像是在嘲笑他。后来他发现了规律，电话号码是七位的。这个发现让他兴奋不已，像拿到了一把通往未知世界的钥匙。他开始有模有样地拨起七位数来，第一个接通的是个凶巴巴的老头，骂了他一句“小兔崽子”就挂了。第二个是个女人，问他找谁，他随口编了一句“找李叔叔”，对方说打错了，他也挂了。第三个是个沉默的男人，接起来不说话，只喘气，屠生等了几秒钟，自己先挂了。
这种小小的恶作剧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快乐，让他觉得自己掌握着某种隐秘的权力。他咯咯笑着，又拨了几个号，有时候对面有人接，有时候一直响到忙音。窗外树上的蝉鸣声一阵一阵涌进来，热浪把空气蒸得发黏，他光着脚踩在地板上，脚心被晒得温温的。
那个下午，他突发奇想，把自家号码的最后一位5改成了7。前面六个数字都一样，只有最后一个不同，他觉得这应该还是附近的人家，就算打错了也不会太离谱。
“嘟——嘟——嘟——”电话响了三声，接通了。
听筒里先是一阵死寂，然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沙哑而急促，像从很深的水底浮上来，喉咙里像塞满了沙子：“救命……救我……有人吗……救救我……”那声音里有一种黏稠的喘息，每说一个字就停顿一下，像是说话的人正在用力挣扎，手指在话筒上摩擦，发出细微的窸窣声。屠生的手猛地一抖，听筒差点滑落。他“啪”地挂断了电话，心脏擂鼓一样撞击着胸腔，咚咚咚的，震得耳膜发疼。客厅里静悄悄的，只有电风扇还在转，热风一层层地扑过来，吹在他额前的头发上，痒痒的。
他蜷在沙发角落里，眼睛盯着那部红色的电话机，仿佛它随时会自己响起来。听筒搁在机座上，红色漆面映着窗外晃动的树影，像一只闭上的眼睛，随时会重新睁开。
六点，父母推门进来，屠生还缩在沙发上，脸色发白，嘴唇没什么血色。母亲摸了摸他的额头：“怎么了？不舒服？”他摇了摇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母亲没再追问，转身进了厨房。父亲换了拖鞋，从冰箱里拿了瓶啤酒，坐在旁边沙发上，打开电视，画面跳出一个热闹的综艺节目，笑声在客厅里回荡。吃饭的时候屠生扒了两口就放下了筷子，米饭一粒一粒地粘在碗边，他拿筷子尖戳着它们，一颗一颗地数。父亲啪地放下筷子：“怎么回事？饭也不吃？”屠生摇了摇头，低声说：“不饿。”父亲瞪了他一眼，没再说什么，转头去看电视了。那个晚上他躺在被窝里，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耳边一遍一遍地回响着那句话——“救我……救我……”
第二天下午，他又拿起了电话。
是好奇，也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吸引，像被什么东西拽着手指头，按下了那串数字。第一个拨的是加9的号码，接电话的是个凶巴巴的男人，劈头盖脸骂了他一顿。他挂了，重新拨，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按下去，按到最后一个7的时候，他的手指停了一下，然后用力按了下去。又是三声长嘟，然后接通了。还是那个女人，还是同样的声音：“救命……救我……”这一次他没有立刻挂断，屏住呼吸听着，心跳快得快要从嗓子眼蹦出来。那声音里有一种奇怪的质感，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又像是贴着耳朵说的，中间夹杂着细微的电流声和背景里若有若无的回音，像是电话那头是一间空荡荡的屋子，声音在里面来回弹跳，撞到墙壁又折回来，最后钻进他耳朵里。他小声问了一句：“你是谁？”那边没有回答，只是继续重复着那几句话，像被卡住的磁带，一遍又一遍。他忽然觉得脊背发凉，猛地挂断了电话，听筒砸在机座上发出“咔嗒”一声脆响，在安静的客厅里格外刺耳。
可他心里同时又升起一股奇怪的冲动，想知道她到底还会不会说别的。他坐在沙发扶手上，盯着电话机看了好一会儿，又拿起来了。
那天下午他打了七八次。每一次接通都是同样的话，同样的语调，连停顿的时间都一模一样，像是有人在电话那头按了循环播放。他开始觉得好玩了，胆子也跟着大起来，有一次甚至对着听筒喊：“你会唱歌吗？你会说话吗？你好好说话嘛！”那边依然只是机械地重复着“救命”，像是在完成什么固定的程序。屠生咯咯笑起来，觉得这比打给那些真人有趣多了，电话那头的女人像是一个坏掉的录音机，怎么拨弄都只会放出同一段声音。
接下来的七八天里，只要一个人在家，他就会拨那个号码。有时候打通了，有时候打不通，打通的时候永远是那个女人的声音，永远说着同样的话，连呼吸的间隔都像掐着秒表量过。他慢慢觉得腻了，开始转向其他新的号码，继续他的恶作剧。那串数字被他扔进了记忆的角落，像一张废纸被风吹走了，连他自己都记不清到底打了多少次。
那个周日，阳光白晃晃地照进来，把地板晒得发烫。父亲在客厅看报纸，母亲在厨房择韭菜，水龙头哗哗地响着，混着韭菜被掐断的清脆声响。屠生躲在房间里假装写作业，其实在课本的空白处画小人，给每个小人画上长长的头发和红色的裙子。下午三点多，有人敲门，又重又急，像是用拳头在砸，门板被震得嗡嗡响。母亲放下手里的菜去开门，门打开的一瞬间，屠生听见外面有人沉声说：“我们是警察，请配合调查。”
三个穿制服的警察站在门口，脸色铁青，目光像刀子一样扫过客厅。为首的那个四十来岁，下巴上有道疤，声音很沉：“，是你们家的电话吗？”母亲愣了愣，说是。三个警察走进来，也没坐，就站在茶几前面，为首的那个示意他们坐下，然后沉声问道：“你们家最近为什么频繁拨打这个号码？”
父亲从报纸后面抬起头，一脸茫然：“什么号码？我不知道啊。我们家电话新装的，都没怎么用过。”警察皱了皱眉，报了个数字：“近十天打了四十七次，都是从这个座机拨出去的。你们跟那户人家有什么关系？”
父亲的脸上的表情从茫然变成了困惑，又变成了恼怒：“我上哪儿认识什么去？我们家电话是——”母亲忽然想到了什么，脸色变了变，抢过话头：“同志，会不会是孩子乱打的？这孩子没事就爱玩电话，每个月电话费都好几十，我们说他也不听……”
警察打断了她：“孩子在吗？叫他出来。”
母亲转身走进卧室，屠生正缩在书桌后面，手里攥着铅笔，铅笔尖在纸上戳了好几个洞。母亲一把拽住他的胳膊，把他拉了出来，压低声音说：“你干什么了？警察找来了。”屠生的腿已经软了，被母亲半拖半拽地拉到客厅。三个警察的目光同时落在他身上，像三盏探照灯，又冷又硬。他低着头，盯着自己拖鞋的脚尖，眼泪已经在眼眶里转了，他使劲咬着下嘴唇，不让它们掉下来，上唇被咬出一道发白的印子。
为首的那个警察蹲下来，声音放低了一点，但依然很硬：“小朋友，你最近是不是经常玩电话？”屠生点了点头，喉咙里像塞了团棉花，发不出声。“你打没打过这个号码？”他又点了点头。警察继续问：“打了几次？”屠生摇了摇头，小声说：“不记得了。”他是真不记得了，他只知道很多次，多到他自己都数不清。
“你打通了没有？”警察问。
屠生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他抽抽搭搭地点头：“打通了……有一个阿姨……她在里面喊救命……”他又哭又喘，断断续续地描述那个声音，描述她怎么一遍一遍地说“救我”，描述那种空洞的回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三个警察对视了一眼，为首的警察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神情，那种表情屠生看不懂，后来他长大了才明白，那是一种确认——像是终于印证了什么他早就猜到的东西。他没有再追问，只是站起来，转向父亲，声音恢复了之前的严肃：“你们近期不要离开本地，随叫随到。”然后三个人头也不回地走了。
门关上的一刹那，父亲抄起墙角的鸡毛掸子冲了过来。
那天晚上屠生趴在床上，屁股火辣辣地疼，可他没哭出声，咬着枕头，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那几个警察脸上的表情。他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他们早就知道那个电话有问题，他们问他的那些问题，像是已经猜到了答案，只是想听他亲口说出来。
后来屠生挨了多少顿打他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父亲每隔几天就会被叫去派出所，回来的时候脸色铁青，随后又是一顿打。他缩在被窝里，用被子蒙住头，不敢出声，耳边却一遍一遍地响起那个女人的声音——“救我……救我……”那个声音比父亲的巴掌还要烫，钻进脑子里，怎么也甩不掉。
很多年后，屠生上了初三，有一天父亲喝多了酒，忽然提起这件事。他端着酒杯，声音低沉沙哑：“知道那会儿为什么把你往死里打吗？”屠生摇了摇头。父亲放下酒杯，抹了一把脸，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说出来：“你打的那个号码，那家人在你打电话之前十几天就出事了。一个女的，被人勒死在屋里，等警察发现的时候，人已经烂了。你跟我们说你听到有人在电话里喊救命——”他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了，“你说你能听见，可那会儿她早就不在了。你得庆幸那会儿你没说太多，你要是在电话里跟她搭上话了，你现在还能坐在这儿？”
屠生手里的筷子停在半空中，手指慢慢收紧，关节发白。他耳边仿佛又响起了那个声音，沙哑的，一遍一遍喊救命的，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的声音。那个暑假，那个空荡荡的客厅，那部红色的电话机，那段被循环播放的求救声——电话那头根本没有人，只是一个早已不在世的人留在电话线里的回响，而他连着听了好几天，还对着它说过话。
他再也没有碰过座机。
即使后来搬家了，换了新号码，他依然会在深夜偶尔想起那个暑假——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趴在沙发上，用一根电话线拨通了他不该拨通的数字，听见了一个死人的声音，在话筒里一遍一遍地重复着“救我”。他至今也不知道那通电话第一次打通的时候，那个女人是真的在求救，还是她已经走了一阵子，声音只是被什么东西留下来，卡在电话线里，等着下一个拨号的人去听见。而他按下去的那串数字，就是打开那扇门的钥匙。门里空荡荡的，只有一阵风，顺着听筒爬过来，吹在他耳朵里，凉凉的，没有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