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洋这辈子最后悔的决定，就是那年秋天推开了那扇门。
一九九九年，他十九岁，中专毕业半年多了。学历拿不出手，又没有关系，跑遍了人才市场，连保安的岗位都嫌他太瘦。家里两个老人靠他爸那点工资撑着，他每天晚上吃完饭回自己房间，关上门，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心里像揣了块石头，又沉又烫。
那天哥们儿老七来家里找他喝酒，两瓶啤酒下肚，老七拍着桌子说：“哎，你知道那寿衣店不？永福寿衣，就在南马路那条巷子口。我二大爷跟老板娘认识，说那店缺个伙计，一个月能给三千五！”刘洋的酒差点喷出来。三千五，他爸在厂里干了二十年才拿两千出头。他盯着老七的眼睛，问：“你咋不去？”老七挠了挠头，声音小了下去：“我爸妈不让，说那行当晦气。”刘洋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把酒一口闷了。
第二天，老七的二大爷带着他去了永福寿衣。
店门脸不大，夹在一家五金店和一家包子铺中间，灰扑扑的招牌上“永福寿衣”四个字已经褪了色，金漆剥落了大半。推门进去，一股混合着香烛、樟木、旧布料和灰尘的气味扑面而来，那味道不像药房也不是霉味，像是什么东西在密闭空间里放了很多年慢慢渗出来的气息。
老板娘姓赵，五十来岁，烫着一头港式卷发，嘴唇涂得鲜红，手腕上戴着两只粗粗的金镯子，说话的时候手一直在晃，镯子磕在柜台上叮当响。“哟，小伙子这身板儿，结实！看着就扛得住事！”她围着刘洋转了两圈，眼睛在他身上扫来扫去，笑的时候露出满口黄牙，“我这儿活儿不重，就是值个夜班。夜里也怕来人拿东西，你得守着。一礼拜四天夜班，一个月三千六，干得好再加。怎么样？”
刘洋还没来得及回话，她一手拍在他肩膀上，力气大得他往前趔趄了一步。他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二大爷，二大爷冲他点了下头。刘洋也点了下头。
正式上班的头三天，白班，老板娘带他认货。寿衣怎么叠，骨灰盒哪种配哪种盖子，纸扎的童男童女放哪个方位，香烛纸钱的叠法分七种。他拿个小本子记得密密麻麻，老板娘在旁边剔着牙说：“不用记那么细，干几天就熟了。”说完把钥匙往柜台上一丢，“今晚你第一个夜班，九点过来就行。晚上可能有人买东西，记住，别多问，别多看。”她拎起包往外走，高跟鞋踩在水泥地上咯噔咯噔地响，门关上之前又探回半个身子，“对了，夜里要是听见有人敲门，别急着开。先问是谁。”
刘洋一个人留在店里。Vcd机里放着一部租来的老港片，音量开到最大，可货架尽头那些寿衣的影子还是被光线拉得又长又歪。他总觉得挂在衣架上的那排衣服在晃，可他走过去看的时候，衣架纹丝不动。
第五天夜班，他开始觉得不对劲。
先是肩膀发酸。他以为是坐久了，站起来活动了几下胳膊，没放在心上。到了第七天夜班，那种感觉变了——不再是酸，是沉。后背上像是贴着一床湿透了的被子，又像是一只冰凉的手搭在肩胛骨上，不重，却始终不离开。他弯腰去拿地上的水杯，腰弯到一半就弯不下去了，后背绷得死死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拽着他。他伸手往后摸，什么也没有。
第八天下午他回家照镜子，脸色发青，眼窝陷了下去，嘴唇没什么血色。他爸夹着菜的手顿了一下：“你最近咋回事？瘦了一圈。”刘洋低下头扒饭，含含糊糊地说：“夜班没睡好。”他妈端汤的手停了停，看了看他，没再追问。
第九天夜里，店里出了事。
那天夜班他从九点坐到了凌晨两点，Vcd里的碟片放完了，电视屏幕上只剩一片蓝光，沙沙地响。他刚要起身换碟，门口的风铃忽然响了。声音很轻，断断续续的，像是被什么东西慢慢拨动。
门推开了一条缝。一只瘦长的手先伸进来，然后是一个光秃秃的脑袋。进来的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灰色夹克，袖口磨得发白，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劣质白酒和隔夜菜混在一起的酸臭味。他走路有点晃，眼睛却亮得不正常，像是喝了很多但脑子还撑着最后一根弦。他绕着店堂走了一圈，在摆纸扎的那排货架前面停下来，用手指拨了拨一个童男纸人的领口，然后又晃到柜台边，忽然凑近了刘洋的脸。
“小兄弟，”他咧嘴笑了一下，一股酒气扑过来，“新来的？”刘洋往后仰了仰，点头。那人嘿嘿笑了两声，声音干哑：“一会儿有人来买东西，你给我返点，咱们三七开。”他伸出一只脏兮兮的手，比了个三，“你三，我七。”
刘洋知道这种人是做什么的。白事行当里管他们叫“大了”，就是专门替事主操办丧事的中间人，跟寿衣店、纸扎铺、殡仪馆都有勾连，吃的是两头回扣。老板娘提过，虽然话里话外带着嫌弃，但也没拦着让他别理。刘洋想了想，点了下头。
那人高兴地拉过一把凳子坐下，开始跟他扯闲篇。说自己干了十多年大了，方圆十里哪家死人他都能拉上活，又说这行赚钱靠的是人情，得会说话、会看脸色。他说着说着笑了，说：“你小子有前途，一看就灵光。”刘洋正听得有点入神，那人说话的声音忽然停了，像录音机被人按了暂停。
刘洋抬起头。那人的表情变了，刚才还在咧嘴笑的脸忽然僵住了，嘴角慢慢放平，眼睛眯起来，瞳孔缩得极小，像一只猫看见了什么东西。他直愣愣地盯着刘洋，盯了很久，然后猛地站起来，往后退了一大步，腿弯撞在货架上，架子上的纸扎晃了一下，一个纸人的脑袋歪了歪。
“叔，你咋了？”刘洋站起来。
那人不说话，退到了货架尽头，后背顶着摆骨灰盒的玻璃柜，玻璃“咔”地一声闷响。他指着刘洋的手指在抖，嘴里开始骂，骂得很难听，噼里啪啦一串脏话砸过来，手指几乎戳到刘洋鼻尖。刘洋又懵又火，刚想开口回嘴——那人的骂声忽然停住了。
店里安静了四五秒钟。风铃一动不动，电视机的雪花声沙沙地响着，像是有人在远处揉着一张报纸。那人脸上的表情像被什么东西从上面揭掉了一层，从刚才的狰狞慢慢变成了一种说不出的颜色，像是怜悯，又像是怕。
他放下手，深吸了一口气，然后问了一句让刘洋头皮发炸的话：“你后背是不是发沉？”刘洋愣住了。那人往前迈了一步，盯着他的眼睛：“多久了？”刘洋张了张嘴，喉咙发干：“五六天了。”那人点了点头，像是对上了什么，嘴唇抿了一下，又说：“你是不是感觉有人趴在你后背上？”刘洋的后脊梁猛地一缩，好像有人从他身体里面往外推了一把。
那人退了两步，转身从货架上抓了一沓纸钱、一把香，扔在柜台上，又捡了两根白蜡烛，手忙脚乱地往怀里塞。刘洋追了半步：“叔，你刚才那话——”那人头也不回地往门口走，风铃哗啦响了一声。他的脚已经跨出门槛，人在塑料门帘外面了，忽然停住，侧过半边脸。昏黄的路灯从外面照进来，照着他光秃秃的后脑勺，上面有一道斜斜的疤，像是被什么钝器砸的，凹进去一块，暗红色的肉疤陷在发白的头皮里。他回头看了刘洋一眼，声音不高不低，可每个字都像是贴在耳朵边上说的：“孩子，你背上那东西不是跟着你的。它是你在这儿上班才爬上来的。你再干下去，这钱你有命赚没命花。”
门帘哗啦垂下来，风铃又响了一声。人走了，留下满屋子酒气和一股淡淡的、像是烧过的纸钱余烬的焦味。
刘洋站在柜台后面，一步也迈不动。他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咚，快得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他慢慢抬起手，往后脖颈摸了一下——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可他感觉到了，那个重量还在，稳稳地搁在他肩胛骨中间，像一个人把下巴搁在那里，安安静静地，不说话，也不动，只是趴着。
那天夜里他没再坐下。一直站着，站到天蒙蒙亮，站到老板娘推门进来。她看了他一眼，皱起眉头：“你脸色咋这么差？”刘洋没回答，把钥匙搁在柜台上，说了一句“我不干了”，转身就走了。老板娘在后面喊了两声，他没回头，推开玻璃门走进晨光里。秋天的风凉凉地擦着脸，可是后背那一小块地方，一直是温的。
辞工第三天，他发现那种沉坠感开始淡了。先是肩膀能直起来了，然后是腰弯下去的时候不再发紧了。到了第五天早晨，他站在洗手间镜子前面刷牙，忽然发现自己背挺得很直，像一根从水里拔出来的竹竿。他活动了一下肩膀，肩胛骨发出“咔”一声轻响，像是被什么松开了。他摸了摸后脖颈，凉的。
他再也没去过南马路那条巷子。后来他在超市找了份理货员的活，工资两千出头，可他干得挺踏实。偶尔夜里惊醒，他会下意识地往背后摸一摸。没有东西。可那个光头男人回头时说的那句话，他始终没忘。他不知道当时背上趴的到底是什么——是一个迷路的魂，一个被寿衣店引来的东西，还是他的身体在用一种说不清的方式告诉他，这行当不是给他准备的。他庆幸自己走的时候没回头。他怕一回头，看见货架后面有人站着，冲他招手。像他看过的那张纸人的脸一样，画上去的眼睛弯弯的，嘴角是僵的，分不清是在笑还是在喊。他关上那扇门之后，它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只是有时候夜深了，肩胛骨中间的那一小片皮肤会忽然暖一下，像是有人刚刚把手拿开，像是他终于被还给了自己。他合上眼，没有再伸手去摸。他知道那里什么都没有了，也宁愿什么都没有了。他睡了，后背靠着床板，一片坦荡的空。像一块被搬走了重物的地面，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只是空着。空得很好。空得不认识那副重量的形状了。但偶尔翻身的时候，肩胛骨之间那一小片皮肤会忽然暖一下，像是有人刚刚把手拿走。他没再回头看过。他只是把被子拉高了一点，翻了个身。床板很硬，后背贴上去的时候，什么感觉都没有。他觉得这就够了。他闭着眼，没有再想那扇门，也没有再想那幅垂下来的门帘。天快亮了，窗外有鸟叫。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像一个人终于学会了怎么把自己放平。他似乎觉得后背有什么东西轻轻落了下来，像一件穿太久的衣服滑脱了，堆在床沿上，然后不再动。他也没有伸手去捡。他知道那衣服不是他的，只是挂了他几天。他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后背是凉的，干净的，像新铺的床单。他坐起来，伸了个懒腰，肩胛骨没有响。他说不上来那算不算轻松，因为他已经快忘了不驼着是什么感觉了。他只知道自己坐直了——挺直的，像一棵被扶正了的树，站得住，根还在土里。他没有回头去看床沿。他知道那里什么也没有。他就那样坐了一会儿，然后下了床，踩在地板上，脚心凉凉的。他往前走了一步，又一步，背挺得很直，像那些天从来都没有弯过一样。他觉得这样挺好。好得够他用了。好得他不用再想那件衣服的事了。他走到窗边拉开窗帘，光一下子涌进来，他眯了一下眼。光照在他后背上，暖洋洋的，像是从来没被什么碰过。他也觉得自己像是从来没被什么碰过。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去洗漱。没有再回头。那扇门他没有再想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