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夏天的味道。新房子刚装修完没多久，墙上乳胶漆的那股子甜腻味儿还没散干净，窗户一开就混着外头槐树叶子晒热了的青腥气一起灌进来。那是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暑假尾巴，九月一号才正式开学，妈妈给我买了新书包，粉红色的，上面印着美少女战士，我背在身上在客厅里转了好几圈，她靠在门框上笑，说行了行了，再转该晕了。
爸爸那时候被单位派到外省去跟项目，半年才能回来一趟。搬家那天他还在外地，是妈妈一个人带着我，还有几个搬家公司的大叔，把东西从老城区的筒子楼挪到了这个新小区。妈妈很能干，拆箱子、挂窗帘、摆碗筷，嘴里还哼着邓丽君的《甜蜜蜜》，汗珠子顺着下巴滴下来也顾不上擦。我蹲在地上帮她递螺丝刀，她摸摸我脑袋说：“咱们娘儿俩总算住上好房子了，等你爸回来，他准得夸我。”
新家是一楼，我分到了朝南的小房间，窗外正对着小区里面的一条小路，路对面种着一排老槐树，树枝子都快伸到我家窗台上了。妈妈说夏天挡太阳挺好，冬天落叶一掉光，阳光就能照进来。我特别喜欢那个窗户，晚上写完作业趴在窗台上往外看，能看见路灯底下飞蛾扑棱棱转圈，偶尔有野猫慢悠悠走过去，尾巴翘得老高。
可这份喜欢没撑过一个月。
那应该是八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刚下过一场雷阵雨，外头潮乎乎的。我睡到半夜忽然醒了，不是慢慢醒的，是那种“咯噔”一下整个人从梦里弹出来的醒法。屋子里黑漆漆的，空调嗡嗡响着，出风口吹出来的冷气冻得我脚趾头冰凉。我翻了个身想继续睡，耳朵里却忽然钻进一个声音——有人在哭。
那哭声不大，闷闷的，像是隔了一层地皮传上来的，又像是从地底下某个空腔里冒出来的，带着回音，嗡嗡地往人骨头缝里钻。我一开始以为是做梦，掐了自己胳膊一下，疼。不是梦。我竖着耳朵又听了半天，那声音断断续续的，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偶尔抽一下，像是哭得喘不上气来。
我后背上的汗毛“刷”一下就全立起来了。我想喊我妈，嗓子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张开嘴只发出一个气声。最后我实在扛不住了，伸手使劲推旁边床上的妈妈。妈妈睡觉特别沉，我推了好几下她才哼了一声，含含糊糊嘟囔：“干嘛呀……”
“妈！妈！窗外头有人哭！”
我声音都在抖。妈妈迷迷糊糊翻了半个身，抬起眼皮往外扫了一眼——就那一瞬间，哭声突然没了。像关水龙头一样，“啪”一下就断了。屋子里只剩空调的嗡嗡声，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妈妈揉着眼睛看了我一眼，满脸的不耐烦：“哪儿有人哭？你是不是又看那些破漫画了？睡觉睡觉，明天还上学呢。”说完翻身把被子往头上一蒙，没两分钟就传出均匀的呼吸声。
我瞪着眼睛盯着窗户，窗帘缝隙里透进来一点路灯的黄光，照在地板上成一个细长的条。我盯着那道光盯了快二十分钟，什么声音都没有。最后实在困得眼皮打架，才慢慢缩回被窝里睡了。
可那次之后，那哭声就缠上我了。
隔一两天，最多三天，准来。都是夜里两三点钟，我睡得正沉的时候，那闷闷的哭声就从窗户底下飘进来。有时候哭得短，十来分钟就没了；有时候没完没了，呜呜咽咽能哭大半宿。奇怪的是，只要我妈一睁眼，那声音铁定消失，一秒都不带拖延的。我试过好多次，有时候我先不叫她，自己竖着耳朵听，那声音就一直在。但只要我伸手推她，或者我喊一声“妈”，她还没完全醒呢，声音就没了。邪门到家了。
我跟妈妈说了起码五六回。有一回我实在急了，半夜里听见哭声，直接跳下床光着脚跑到妈妈床边使劲摇她肩膀。妈妈这次醒得快，一睁眼就皱着眉说：“又怎么了？”我指着窗户说您听您听！可就在她睁眼那一刹那，哭声又没了。妈妈坐起来，披着睡衣走到窗户跟前，“唰”一下拉开窗帘，路灯黄澄澄地照进来，窗台上干干净净，外头连个鬼影都没有。她回头瞪着我，叉着腰说：“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明天我还要早起开会，你再这样我真生气了。”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我说妈我没骗你，真的有女人在哭，哭得可可怜了，就在咱们窗根底下。妈妈叹了口气，走过来摸摸我额头说不烧啊，你是不是做噩梦了？我跟你说啊，少看那些乱七八糟的，安安稳稳睡觉比什么都强。说完把窗帘重新拉上，关了灯，躺回床上，没再理我。
那晚我缩在被子里偷偷哭了一小会儿，不敢出声，怕她听见又嫌我烦。那个女人后来隔了很久才又开始哭，但那次我已经没有勇气再叫妈妈了。
白天上学的时候，我把这事跟班里几个要好的女同学说了。我们中午在操场上拿粉笔画格子跳房子，我一边跳一边小声跟她们讲。结果那个叫小婷的女同学听完把粉笔一扔，说：“哎呀你可别说了，我奶奶说过，窗根底下有女鬼哭那是来找替身的！”旁边的玲玲也跟着起哄，说她看过一个香港电影，里面就是有个女人被埋在地底下没死透，晚上就爬出来在窗户外面哭，谁听见了谁就得跟她走。我听完手里的粉笔“啪嗒”掉在地上，跳房子的格子也画歪了。小婷看我脸色发白，哈哈大笑说逗你玩的啦，胆小鬼。
可我知道她说的不对，因为那哭声真的不一样。
有一回是周末，我白天在客厅写作业，妈妈在厨房炒菜，油烟机轰隆隆响着。外头大太阳明晃晃的，晒得柏油路都发软。可我坐在那儿忽然想起那哭声，心里忍不住琢磨——那声音确实不像是蹲在路边哭的。我们家住一楼没错，但窗台底下就是地皮，外面是水泥小路，如果有人蹲在那儿哭，声音应该是从正前方平着传过来的。可那个声音，是从斜下方冒上来的，闷闷的，像隔着层东西。而且偶尔哭得狠了的时候，还能听到一点点回音，又空又远。
我趴到地板上耳朵贴地试过一回，结果那声音更像是从地板底下更深处传上来的。我当时没敢多想，赶紧爬起来，把电视声音调大，盖住自己乱七八糟的念头。
就这么过了大半个月，大概有二十来天了。我几乎每天晚上提心吊胆，睡觉之前要把被子边边角角都掖进去，只留一条缝出气。可后来连着三四天，那哭声突然没了。我心里刚松快了一点，想着是不是她走了，结果就在那之后大概第二十四五天的样子，那天晚上出事了。
那晚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白天妈妈带我去了外婆家，吃了外婆炖的红烧肉，回来路上还在小区门口买了个西瓜。我吃西瓜吃得肚子圆溜溜，洗完澡躺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可到了后半夜两点多，我毫无征兆地睁开了眼睛。
不是被吵醒的，就是整个人突然清醒了，像有人拿凉水泼了我一脸。
屋子里还是那么黑，空调还是嗡嗡响着。我屏住呼吸听了两秒钟，果然——哭声又来了。
可这次跟以前完全不一样。那声音大得多，近得多，之前的哭声是闷闷的，这回却是清清楚楚地从窗户方向传过来，而且已经不在“斜下方”了，就在窗玻璃外面，紧贴着窗台的位置。那女人一边哭一边含含糊糊说着什么，声音又哑又碎，像是哭得嗓子都劈了。我竖着耳朵勉强听了几句——“难受……压得疼……底下好冷……没人管我……怎么就没人管我……”反反复复的，口音有点怪，像是闽南那边的调子，我也听不太全。
我整个人僵在被窝里，手脚冰凉，心跳声大得自己都嫌吵。可越是害怕，心里那股好奇就越压不住。我咬了咬牙，把被子掀开一条小缝，趴在那儿偷偷往窗户那边看。
窗帘没拉严，中间留了一道巴掌宽的缝。路灯的光从那个缝里透进来，照在窗台上。就在那道光边上，紧贴着玻璃，站着一个女人的黑影。
个子不高，比窗台高不了多少。头发乱蓬蓬地披散着，看不清五官，只能看到一团浓黑的轮廓。她一会儿蹲下去，一会儿又站起来，在窗根底下从左走到右，再从右走到左，脚步拖拖拉拉的，像两条腿灌了铅。她走两步就停下来，脸朝着窗户这边，肩膀一耸一耸地哭，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手指头微微蜷着，像是在抓什么东西。
我吓得赶紧把被子蒙回头上，死死咬住被角，连呼吸都不敢发出声音。可我憋了没半分钟，还是忍不住又掀开一条缝往外看。那女人这次蹲下来了，脸几乎贴着窗台，两只手在地上扒拉着什么，一下一下的，动作很慢很慢，像在刨土。她的哭声断断续续从窗缝里挤进来——“出不去……好黑……谁拉我一把……拉我一把啊……”那声音又尖又细，带着一种湿漉漉的黏糊劲儿，听得我后脖子一阵阵发紧。
那晚我不知道她到底在窗根底下待了多久。可能是一个小时，也可能更长。我只记得后来她的哭声越来越远，不是走路走远的，是那种慢慢沉下去的感觉，像人一点点陷进泥里，声音越来越闷，最后彻底没了。我那时候已经吓得浑身发软，眼皮沉得跟灌了铅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昏昏沉沉失去了知觉。
第二天早上我是被妈妈摇醒的。她手一碰我额头就叫了一声：“哎呀这么烫！”拿来体温计一量，三十九度八。我烧得迷迷糊糊的，连坐都坐不起来，妈妈急得把毛巾用凉水浸了敷在我脑门上，又手忙脚乱地翻退烧药。我烧得嘴唇起皮，嗓子冒烟，可脑子里还在转昨晚那个画面——那个黑影，那个蹲在窗台下刨土的动作，还有那句“拉我一把”。
妈妈这次终于慌了。
她坐在我床边，拿湿毛巾给我擦手，一边擦一边红着眼圈说：“闺女你跟妈说实话，你之前说晚上有人哭，到底是不是真的？”我嗓子哑得说不出话，只能使劲点头。妈妈眼泪一下就掉下来了，她攥着我的手说：“是妈妈不好，妈妈没信你，你说多少回了我都不当回事，是妈混蛋。”
那天她抱着我哭了半天。后来外婆来了，奶奶也来了，家里大人坐了一屋子。妈妈把事情从头到尾一说，外婆皱着眉头念叨：“怎么能在孩子窗根底下哭呢，什么人这么缺德。”奶奶拍着大腿说：“报居委会！让居委会的老头老太太们晚上出来守着，逮着了非骂她一顿不可。”妈妈还真去了居委会，几个大爷大妈也答应了，当晚就组了个巡逻队，在我家楼下转悠了好几圈。
可邪门的是，从我发烧那天起，那哭声就再也没出现过。大爷大妈们守了四五天，屁也没逮着一个，最后也就散了。
但我的身体垮了。
烧退了以后，我整个人像被人抽掉了半条魂。反应慢得吓人，原来数学课上我举手最快，心算两位数乘法都不带打磕巴的，可现在老师叫我站起来读个应用题，我要盯着课本愣半天才磕磕巴巴念出来。最严重的是我变得特别怕黑。太阳刚一落山，天边还剩一抹橘红色的光，我就开始坐不住了，必须挨着妈妈坐，她去厨房倒杯水我都要跟着。晚上睡觉更是遭罪，以前我睡得像头小猪，地震都摇不醒，可现在楼上谁家挪一下椅子，楼下野猫叫一声，甚至空调自己“嘀”一声停了，我都能“腾”一下从床上坐起来，心砰砰跳半天。
妈妈带我去医院查了好几回，血常规、脑电图、ct都做了，医生说身体指标没问题，可能就是受了惊吓，开了些安神补脑的口服液。我每天捏着鼻子灌那些又苦又涩的药水，灌了俩礼拜，一点用没有。奶奶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一个偏方，晚上端着一只黄铜碗跑到门外，一边拿筷子敲碗一边扯着嗓子喊我的名字，喊一声敲一下，喊一声敲一下——“崽啊——回来吃饭了——崽啊——回家了啊——”那声音在夜里传出去老远，邻居家的狗跟着汪汪叫，我趴在窗台上看着奶奶花白的头发在路灯底下晃，鼻子酸得厉害。
爷爷则买了厚厚一沓黄纸，拿毛笔蘸了朱砂在上面画些弯弯绕绕的符号，画完了就贴到我们家门口、窗户框上，还揣着一沓到外面去，贴电线杆子上，贴桥洞底下，贴十字路口的墙角。我跟在他后头看他哆哆嗦嗦往墙上刷糨糊，心里又难过又害怕。
可这些统统没用。我还是那个样子，脑子转不动，胆子缩成一团。
最后是爸爸从外地赶回来了。他下了火车连家都没回先去了医院，在儿科门诊里握着我的手坐了整整一个下午。他的手很大很厚实，掌心都是老茧，攥着我的小拳头像攥个鹌鹑蛋。后来他出去打了个电话，回来跟妈妈说：“我找着个人，明天请到家里来瞧瞧。”
第二天下午，那位师傅来了。
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下着小雨，门口地垫上踩了一串湿脚印。师傅推门进来的时候先收了伞，慢条斯理地把伞靠在鞋柜边上。他大概六十出头，瘦高个儿，穿一身黑西装，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的圆眼镜。可左边那只眼镜片后面，眼珠子是白蒙蒙的一片，浑浊得像堵了层水垢。他整个左眼是看不见的，但右眼特别亮，扫了我一眼，我莫名其妙打了个寒战。
他没多说话，跟我爸妈点了下头，就从随身带的那个灰布包里掏出一把小算盘。那算盘只有巴掌大，铁锈色的，边角磨得发亮，每一根档和每一颗算珠上都刻着密密麻麻的花纹，像是某种藤蔓的形状，绕着珠子盘了好几圈。师傅把算盘托在左手上，右手伸出来，拇指和中指捏住一串珠子，“啪”地一拨。
那声音又脆又冷，在大白天里听着都让人心里一凛。
然后他就开始了。从玄关开始，一步一步挨着墙走，每走一步就拨一下算盘，有时候快拨一串，“噼里啪啦”跟炒豆子似的，有时候又慢慢捻一颗珠子，捻半天才“嗒”一声松开。他走到客厅中间顿了一下，拨了几下，又继续往前走。走到厨房门口，他停的时间更长了，右眼微微眯着，侧着头像是在听什么。我妈紧张地攥着围裙角，大气不敢出。
最后他走到了我房间门口。刚迈进去一步，手里的算盘突然“哗啦”一声响——不是他拨的，像是珠子自己滑了似的。他右手按住算盘，在门口站了足足有半分钟，一动没动。然后他慢慢转过身，朝客厅走去，冲我爸妈招了招手。三个人进了主卧室，把门关上了。
我坐在客厅沙发上，抱着膝盖，竖着耳朵听。隔着门板，只听到爸爸偶尔惊讶地“啊？”一声，还有妈妈倒吸凉气的声音，具体的什么也听不清。那门关了大概三四十分钟，终于开了。师傅出来的时候脸色如常，收好算盘，拿起伞，跟爸妈点了下头，推门就走了。爸爸送他到楼下，回来的时候脸铁青着，妈妈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
我拽着妈妈的袖子问怎么了，妈妈搂着我，使劲揉了揉我的头发，说没事没事，咱搬家。
爸爸动作很快。不到两个月，他就联系好了另一个小区的一套老房子，两室一厅，五楼，没电梯。那个周末搬家公司来了，把我们家才住了不到半年的新家具一件件往外抬。我蹲在客厅空荡荡的地板上，看着墙上那些挂过相框留下的钉子眼，心里堵得难受。这套房子是爸妈攒了好几年钱才买下来的，墙刷得那么白，地板铺得那么亮，我第一天搬进来的时候还在窗台上用粉笔画了一朵小花，现在那些印记都在，可我们却要走了。
那天晚上最后一批东西搬上车的时候，我终于憋不住了，抱住妈妈的腰哇一声哭出来。我说妈都怪我，都怪我胆子小，我要是不害怕咱们就不用搬家了，新房子这么好……
妈妈蹲下来，捧着我的脸，用拇指抹掉我脸上的眼泪和鼻涕。她眼睛红红的，但笑了笑，说：“傻闺女，跟你没关系。是那房子不好，不是你的错。咱们换个地方住，你慢慢就好了。”爸爸从后头走过来，把我整个人抱起来举到肩膀上，说走咯，去新家吃宵夜去。我趴在爸爸头顶，回头看了一眼那扇窗户。窗帘被拆掉了，光秃秃的玻璃映着路灯，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
搬到新家以后，那哭声果然再也没出现过。而且神奇的是，我脑子里的那层雾一天比一天薄，做数学题又慢慢能跟上趟了，晚上睡觉虽然偶尔还会醒，但至少不会一惊一乍了。日子像流水一样淌过去，这件事就渐渐被埋在记忆底下，落了灰。
直到很多年之后，我都大学毕业了。有一回过年回家，跟妈妈坐在阳台上晒太阳嗑瓜子，不知道怎么聊起小时候的事。妈妈磕着瓜子，忽然叹了口气，把当年那师傅说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了我。
师傅那天关上门跟他们说，你们这栋楼，一楼底下压着东西。不是古墓，不是棺材，是个人——活生生被压下去的。他说那地底下原本应该有个暗坑或者防空洞之类的老空间，后来盖楼的时候回填土没填实，就把一些旧建筑废料直接夯进去了。那个女人的尸骨就被混在那些废料里面，连个正经的坟都没有。她死得冤枉，死后又被人用渣土压着，魂魄出不来回不去，就日日夜夜在那底下困着。小孩子阳气弱，又恰好住在一楼正上方，就能听见她的动静。她不是存心吓人，是太苦了，想让人知道她在底下，想让人拉她一把。
可师傅说这种事没法破。没有名姓，没有身份，连她是谁都没人知道，想迁也没处迁，想超度也超度不了。他就跟我爸妈说了一句话：“走吧，别住了。你们住在那儿一天，她就缠你们一天。不是故意害你们，可你们闺女扛不住。”
妈妈说到这儿，手里的瓜子停下了。她看着远处阳台外灰蒙蒙的天，声音平平的：“你爸当时听完，回来就跟我商量卖房子。亏了将近一半的钱，可他二话没说。他说闺女比房子值钱。”
我坐在那儿，手里捏着一颗没剥开的瓜子，半天没说话。阳光暖洋洋地照在膝盖上，楼下有小孩在追着跑，笑声脆生生的。我忽然又想起那年夏天，那个闷闷的哭声从地底下一层一层往上冒，那个女人断断续续地念叨着“拉我一把”。她到底是谁，她经历了什么，她在那个又黑又冷的底下待了多少年——没人知道，也没人再去追究了。
后来那栋楼还在，那扇窗户还在，那棵老槐树估计也还在。只是我们搬走了，我再也没回去看过。有时候晚上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耳朵里会恍惚听到一点点很远的、闷闷的声音，但仔细一听又没了。不知道是风声，还是水管里的响动，还是别的什么。
我不太敢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