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太学院
午后未时，正是学生结束经学课业、准备参加“清议”讲会的时辰。东侧院墙外的石砖路上，三十余名头戴进贤冠的学生正围聚着，为首者高举着一卷写满字迹的麻纸——那是三日前从豫州传来的急报抄本，记载着罗马商队在颍川强征民夫、殴打乡老，致使三人重伤的暴行。
“诸君听我一言！”领头的太学生郑淳登上路边石墩，声音激越，“自永平年间，大秦（罗马）商贾假‘通商’之名入我中原，其行径日甚一日！今岁正月，河东盐工被殴；二月，徐州铁匠遭囚；今又有颍川之祸——此非商贾，实乃寇盗！”
人群激愤。这些大多出身寒门、年不过弱冠的青年，胸膛里涌动着《春秋》大义与《史记》风骨。他们尚未学会朝堂上那些权衡利弊的沉默，只知“义之所至，虽千万人吾往矣”。
便在这时，街道西头传来马蹄声。
十二名身着环片甲、腰佩短剑的罗马护卫，簇拥着三辆满载丝绸的马车驶来。为首的是罗马商团领事马尔库斯的副手盖乌斯，一个有着鹰钩鼻和淡金色卷发的日耳曼人。车队行至学生聚集处，被迫放缓。
“让开！”盖乌斯用生硬的汉语喝道，马鞭在空中虚抽一记。
郑淳非但未退，反而上前一步，将手中麻纸展开，正对盖乌斯：“敢问足下，可知颍川伤人之事？贵国商贾在我疆土行凶，该当何罪？”
盖乌斯眯起眼。他听得懂“伤人”二字，却懒得理会这些“东方书生”的聒噪。三个月前在亚历山大港，他曾亲眼看见罗马士兵用短剑驱散抗议的学者——对付读书人，最好的语言是刀剑。
“最后一次，”盖乌斯竖起一根手指，“让路。”
学生们反而围得更紧。有人开始高诵《孟子》：“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盖乌斯失去了耐心。
他朝身后挥了挥手。四名罗马护卫翻身下马，手按剑柄向前逼近。人群骚动起来，推搡间，一名年轻学生被盾牌撞倒，额头磕在石砖上，顿时鲜血直流。
“打人了！”
“罗马人打人了！”
惊呼声中，更多学生涌上前。盖乌斯眼中闪过厉色，抽出腰间短剑——刀光划过的瞬间，冲在最前的郑淳只觉右臂一凉。
血喷溅出来，染红了麻纸上的墨字。
接下来的混乱持续了不到半刻钟。当洛阳令属吏闻讯赶来时，地上已躺着七名受伤的学生：郑淳右臂几乎被斩断，两人肋骨骨折，四人头破血流。罗马商队早已扬长而去，只留下满地狼藉和十二枚深深嵌入石缝的罗马铁钉鞋印。
消息在日落前传遍洛阳。
同一时刻，邺城“观澜堂”内却是另一番天地。
胡适之刚刚结束一场关于“希腊悲剧与《楚辞》悲情意识比较”的演讲，正与六七位名士围坐在紫檀木圆几旁。几上摆着罗马玻璃酒杯，盛着产自西西里的红葡萄酒。
“适之兄方才所言‘命运不可抗与人性自觉之张力’，实乃打通中西文脉之创见。”说话的是着作郎王弼，他轻晃酒杯，让酒液在烛光下泛出琥珀色光泽，“希腊人信命，故悲剧磅礴；我华夏重人，故哀而不伤。此乃文明根本之别——”
话未说完，书童匆匆入内，附在胡适之耳边低语几句。
胡适之眉头微蹙，旋即舒展。他放下酒杯，环视众人，语气轻淡如常：“洛阳传来消息，几个太学生与罗马商队起了冲突，受了些皮肉伤。”
“又是这些学生！”光禄大夫之子夏侯茂摇头嗤笑，“终日不务正业，聚众滋事。前岁非议朝廷盐政，去岁诋毁科举新制，今岁竟招惹起外邦商贾来了。”
“话不能这么说。”王弼稍显谨慎，“毕竟是我大魏学子受伤——”
“咎由自取。”胡适之打断他，声音依旧温和平缓，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定论意味，“诸君试想：若那些学生安守本分，在太学研读圣贤书，何以会与罗马商队冲突？若他们懂得‘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的道理，何以会以身犯险？”
他顿了顿，端起酒杯轻呷一口，仿佛在品尝某种苦涩的真理：“我常说，我华夏积弱，病根在内不在外。便是没有罗马人，没有贵霜人，那些学生——那些被‘爱国’虚火冲昏头脑的年轻人——也会找到别的借口生事。贫穷、愚昧、躁动，此三鬼才是真正噬心之魔。”
座中有人点头，有人沉思。
三日后，胡适之在邺城最具影响力的《清流报》上发表了署名文章《哀伤与理性》。文章开篇以“悲悯”笔调描述洛阳事件，旋即笔锋一转：
“……然吾不得不问：黄巾乱起时，官兵剿贼，杀伤何止十万？颍川士族圈地，逼死佃农，岁岁皆有！彼时诸君之愤慨何在？何以今日罗马商贾与学子冲突，诸君便如遭雷击，口诛笔伐如临大敌？
此非真义愤，乃选择性之正义耳！
吾深知此言逆耳，然实情如此：镇压黄巾死伤数十万百姓，诸君不反；士族豪强鱼肉乡里，诸君不反；独独罗马商队伤及数名学子，诸君便群情激愤。
诸君所怒者，非暴力本身，乃暴力施加于‘学子’此一特殊身份耳。若伤者乃贩夫走卒、佃农工匠，诸君可会如今日般慷慨激昂？怕是不会的。因在诸君心中，人命本有贵贱，愤怒亦分等级……”
文章在士林掀起轩然大波。
支持者赞其“冷静清醒，直指伪善”；反对者骂其“颠倒黑白，奴颜婢膝”。而更多中间派则陷入困惑——胡适之的话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可心里总觉哪里不对。
龙骧谷，周铄读到这篇文章时，正是深夜。
油灯下，那张从邺城秘密传来的《清流报》剪报摊在案上，胡适之的每一个字都像淬毒的针。周铄读得很慢，读完一遍，又读一遍。然后他闭上眼睛，胸膛剧烈起伏。
“老师？”守在门外的学生听见动静，轻声询问。
周铄没有回答。他抓起笔，铺开纸，墨汁溅出砚台也浑然不觉。笔尖落下时，手却在颤抖——不是恐惧，是愤怒到极致的战栗。
他写下一个标题：《何谓“选择性正义”？——驳胡适之〈哀伤与理性〉之诡辩》。
“胡适之先生问：黄巾之乱死伤数十万，你们不反；今日罗马伤及学子，你们才反，此乃‘选择性正义’。
好问题。那便容我反问：
黄巾因何而起？因土地兼并，民不聊生，张角振臂一呼，饿殍景从。彼时镇压黄巾者谁？汉室官军也。彼时制造饥荒者谁？豪强地主也。此乃阶级之内斗，是我华夏肌体内部痈疽溃烂之痛。
今日罗马因何伤人？因商队强横，视我百姓如草芥，伤我学子如刈麦。施暴者谁？外邦武装商贾也。此乃民族之压迫，是异族铁蹄践踏我文明尊严之辱！
胡适之先生将这两件事相提并论，犹如将家中兄弟阋墙与门外强盗破门等同视之。其用心何在？不过是要用‘你们也曾作恶’的伪逻辑，来为今日之外敌开脱！
更毒辣处在于，他将‘镇压黄巾’之罪，巧妙地偷换成‘我们所有人’之罪。仿佛每一个读过书、识过字的华夏人，手上都沾着黄巾的血。于是，我们便‘不干净’了，便‘没有资格’指责外人了。
此乃诛心之术！
他要我们因历史上的内部苦难而自缚手脚，因先人的罪孽而永世低头。于是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说：既然我们自己都不干净，又有何面目指责罗马人？
可我要问：黄巾死者何辜？他们是被逼上梁山的农民！镇压黄巾者何罪？是腐朽的汉室与豪强！这与今日洛阳学生何干？与今日每一个不愿做奴隶的华夏子孙何干？！
胡适之先生，您用封建军阀之恶，为帝国主义挡枪。用历史的血污，涂抹今日的伤口。此非理性，此乃背叛；此非清醒，此乃催眠！
真正的爱国者，既铭记内部苦难之根源在剥削制度，亦明辨外部压迫之本质在民族征服。我们会为黄巾冤魂而革新内政，亦会为洛阳学子而抵御外侮——这本就是一体两面之事，何来‘选择性’之说？
除非，有人本就希望我们忘记其中一面……”
周铄写到这里，掷笔于案。
窗外传来鸡鸣，天快亮了。他吹干墨迹，将文章小心折好，唤来交通员：“速送《赤火评论》编辑部，加急刊印。标题就用——《胡适之的挡枪术：如何用封建之血，洗帝国之罪》。”
油灯渐熄，晨光渗入窗棂。
在龙骧谷的印刷工坊里，新的思想弹药正在装填。而在邺城的沙龙中，胡适之正端起又一杯葡萄酒，对友人微笑道：“真理总是不受欢迎的，尤其当它戳破幻觉的时候。”
两个世界，两种真理，在这破碎的时代里猛烈碰撞。
而洛阳太学院的医舍内，昏迷三日的郑淳刚刚苏醒。他失去的右臂处裹着厚厚麻布，但左手仍紧紧攥着那卷被血浸透的麻纸——上面“颍川血案”四字，已与他的血融为一体。
他的老师坐在床边，老泪纵横：“淳儿，何苦如此……”
郑淳嘴唇翕动，声音微弱却清晰：“老师……学生读《孟子》……读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今日方知……此言非虚……”
窗外，桐树新芽沾着晨露。
春天来了，而血的气息，才刚刚开始弥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