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领导上了主位，简单讲了几句欢迎致辞，宴席正式开始。
服务员开始上菜。
红烧肉盛在大碗里，油亮亮的，肥瘦相间，冒着热气。奶汤锅子鱼选用黄河鲤鱼，汤白如奶，鱼肉鲜嫩。烧三鲜的食材是黄花菜，海带，豆腐，看着都有食欲……。
主食是二合面馒头和米饭，馒头一个个圆滚滚的，蒸得暄软，揭开笼屉布的时候，白气直往上冒。
政委又站起来，端着茶杯，说了几句客气话，大意是感谢陕西方面的热情接待，这次来慰问演出，一定尽心尽力，不辜负军民的期望。高立民也跟着站起来，代表省里表了态，说全力保障，确保演出顺利。
说完，大家动了筷子。
武惠良顺势坐到靠中间的.朱琳那一桌。他本可以坐主桌，他叔叔以“提前熟悉团员情况”为由，让他坐在了团员中间去。
桌上除了朱琳和周小梅、李娟、王晓兰几个女兵，还有三四个男兵，都是年轻演员，二十出头的样子。
开饭后，武惠良先起身给几位年纪稍长的乐手添了茶，又回头招呼服务员给这桌加了一碟醋——他听见刚才有人小声说想吃醋。
开席前，他端起自己的茶杯，对着一桌人文质彬彬地开口：“各位同志一路从北京过来，辛苦得很。到了陕西，就跟到自己家一样，后面不管是路上颠簸，还是吃住不习惯，尽管跟我说，我来想办法。”
一桌人都客气点头。
席间他没怎么动筷子，更多时候在照应大家。看见服务员忙不过来，便轻声提醒着加饭、递热毛巾。
有文工团的同志问起黄原的路况、礼堂大小、住宿条件，他都答得条理清楚，哪一段路不好走，哪一天搭台，哪一晚安排群众场，说得明明白白，细致稳妥。
随着话题打开，大家又是同龄人，饭桌上也渐渐热络起来。
桌上起初有些拘束，毕竟是头一回坐在一个桌上吃饭，又隔着部队和地方的身份。武惠良也不急着说话，吃了几口菜，放下筷子，像拉家常一样开了口：
朱琳起初只是安静听着，偶尔和身边的周小梅低声说一两句，目光不经意落在武惠良身上，但每次似乎那个武干部在注视着她，有意似又无意？
桌上一个负责伴奏的男兵有些羡慕的说：“武同志这么年轻，就是县委常委，和我们文工团副团长级别一样，真是少见，前途无量……。”
武惠良语气谦逊的接话：“都是组织上培养信任。我们在地方上干的都是粗笨活，天天跟土地、社员打交道，比不上各位同志，用文艺节目鼓舞人心，为军民服务，这才是正经有意义的事。”
一句话说得得体又不谄媚，借着话头，武惠良自然地和大家聊了起来。
“你们常年跟着部队下基层慰问，应该跑过不少地方吧？”
“文工团排练强度大，这一路南下，又是坐车又是准备节目，肯定累得不轻。”
这些都是文工团员日常经历的事，人人都有话说，几句话下来，陌生感就淡了许多。
他又随口问：“从北京到陕西这一路远，车上挤不挤？能不能休息好？陕北比北京干，风也硬，早晚温差大，到了黄原，同志们可得多注意加减衣服。”
话说得实在，透着关心，又不显得刻意。一直话不多的朱琳，也轻轻接了一句：“路上还好，就是火车晃得久，有点乏。陕北的气候，我们也有耳闻，心里都有准备。”
武惠良点点头，又顺着节目聊起：“这次到黄原，主要安排哪些节目？舞台、灯光、幕布这些，我们都提前在收拾，生活上有什么特殊要求，提前说，我们尽量满足。”
他不谈空洞的文艺理论，只聊实际工作，显得稳重可靠。
聊到兴起，他又说起陕北的旧事：“黄原是老根据地，当年不少革命前辈都在那儿打过游击、住过窑洞。你们这次过去演出，当地的驻军和老百姓都盼了好久，意义不一样。”
又提起本地吃食：“陕北小米、红枣多，都是土产，养人，等过两天到了黄原，我让人给同志们送点尝尝。那边顿顿离不了面食，馒头、面条、饸饹，不知道你们吃得惯不惯。”
“我们不挑食。”有人笑着接话。
“我们在乡下跑得多，条件确实比不上省城和北京，村子分散，路也不好走。”武惠良语气平实，“我们地方干部，一天到晚在公社、大队转，日子简单，但是实在。”
这些话听在文工团员耳朵里，格外新鲜。她们见多了京城大院里的子弟，要么眼高手低，要么夸夸其谈，像武惠良这样踏实、接地气、又谈吐得体的年轻干部，实在少见。
午宴接近尾声，领导们早吃完离席，不少文艺兵也开始回房间。
武惠良没有急着走，等朱琳和周小梅、李娟几人一起往外走时，才不紧不慢地跟上前，语气平和得体：
“朱琳同志，各位同志，下午就在招待所好好休整。明天一早我们出发去黄原，车程不短，谁要是晕车，或者身体有什么不舒服，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好安排照顾。”
朱琳停下脚步，回头对他笑了笑，声音轻柔又规矩：“好，谢谢您，武同志。”
一句“武同志”，客气、礼貌，却也把大家距离拉近了。
“不用客气。”武惠良微微颔首，“到了黄原，有任何事，随时可以找我。”
他站在餐厅门口，没有再往前送，只是看着几个女兵的身影消失在楼道口，才转身去接待厅找几位领导汇合。
东楼二层的房间里，朱琳她们刚回来，门一关，屋子里的空气立刻活泛起来。
周小梅往床上一倒，胳膊枕在脑后，长出了口气：“可算能休息了，昨夜在火车上我都没休息好……，腰都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