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条和彦到希望岛的第四天，没倒时差，没休息，一早就蹲在工地边上。
手里端着一杯莫嫂熬的豆浆——不是鱼汤，是豆浆。莫嫂听说来了个日本老教授，特意泡了黄豆现磨的，豆浆里加了椰浆，甜味淡淡的，喝起来跟岛上的海风一个味道。
“和彦教授。您蹲在这儿看什么？”
老刘叔蹲在钢筋笼旁边，手里拿着一根石笔，每一根钢筋交岔口都用石笔画了记号。画一个叉，念一个数。
“看地基。”
“地基有什么好看的？钢筋还没绑完呢。”
“钢筋没绑完的时候最好看。”
“为什么？”
“绑完了就看不见了。地基是建筑的根——这句话是你说的吧？”
“是我说的。当年在希望岛绑第一栋楼的地基，钢筋绑太紧，混凝土浇下去没两年就开始裂。裂了以后重新加固，花的钱比原造价高不少。”
“后来呢？”
“从那以后，每一根钢筋我都放半公分。不是偷工减料，是给混凝土留呼吸的余地。钢筋绑太紧，混凝土喘不过气，时间长了会裂。”
和彦把豆浆杯子放在地上，弯下腰看钢筋笼的交岔口。看了好一阵子。
“你这个钢筋笼的间距是多少？”
“图纸要求十五公分。我放的是十四点五。”
“为什么放十四点五？”
“混凝土浇下去会有收缩。收缩完了刚好十五。多留半公分——给混凝土留呼吸，这件事是我赔出来的。教训比技术值钱。技术是别人教的，教训是自己赔的。”
和彦直起腰，把石笔从老刘叔耳朵上拿下来，在钢筋上画了一个圈。
“这个圈是什么意思？”
“这个交岔口的焊接角度，比标准角度偏了半度。偏的好。”
“好在哪？”
“偏了半度以后，受力的力矩分配更均匀。这个不是我教的，是你自己做的。你在工地上做出来的东西，九条家的工程师要在实验室里算很久才能算出来。”
老刘叔挠了挠头。
“和彦教授，您这是在夸我？”
“不是夸你。是告诉你一件事——精密不是学历，是态度。你把混凝土当成活的东西对待，给它留呼吸的余地——这就是精密。”
“精密就这么简单？”
“九条家的精密哲学就这一句话：把死的东西当成活的对待。你把钢筋当活的，钢筋就当活的用。你把学生当活的，学生就当活的学。”
椰子树下。
赵一舟和陈述坐在树荫里，面前放着一本摊开的旧书——和彦那本1968年的《精密加工の哲学》。
从图书馆借出来的。赵一舟在读，陈述在记笔记。页边空白处已经写满了中文批注。
“看得懂吗？”
赵一舟抬起头。
“日文看不懂。但图看得懂。这张轴承结构图画得太清楚了。每一个尺寸标注旁边都写着公差范围。1968年，手工标注的公差范围，跟现在数控机床加工出来的精度几乎一样。”
“那是我爸画的。”
“和彦教授，您爸画这张图的时候，有人信吗？”
“没人信。当时的日本工业界，轴承精度标准比这个低一个数量级。我爸把图纸拿到丰田的供应商会上，所有人都在笑——‘九条正明疯了，这种东西根本造不出来。’”
“后来呢？”
“后来他花了三年，手磨出了第一套达标轴承。拿到丰田，丰田的工程师测了三遍，说不可能。测了第四遍，还是那个数。沉默了五分钟，下了个订单。”
“多少套？”
“一套，只要一套。因为丰田也不信能批产，一套是给他面子。”
“那套轴承后来怎么了？”
“装在丰田的纺织机上，用了三十年没换过。三十年里，九条家的订单从一套变成了一百套，从一百套变成了一万套，但最让我爸骄傲的不是那一万套——是第一套。”
“为什么？”
“第一套是没人信的时候做出来的，没人信的时候做出来的东西，才是你自己的。有人信了以后做出来的东西，一半是别人的信任，自己的东西和别人的信任——重量不一样。”
陈述把书翻到下一页。
下一页是一张新图纸——不是轴承，是光学镀膜的真空腔体结构图。标注日期是1992年。手绘的，但线条比1968年的那张更细更密。用了针管笔，每一根线条的粗细都均匀得跟机器画的一样。
“这张是您画的？”
“是，1992年，在东京大学。”
“那时候在做什么？”
“那时候互联网刚起来，半导体行业在爆发。我判断光学镀膜会变成整个信息产业的基础能力——没有光学镀膜，芯片制造的光刻机就做不出来。”
“申请经费了吗？”
“申请了，提交到日本学术振兴会。评审委员会说——‘这个方向太窄，应用前景不明确，建议改为半导体工艺方向。’”
“改了吗？”
“改了，没批。又改，又没批。一共提交了三次，三次都被拒了。理由都一样——太窄，太专，太小。”
“他们说的是错的？”
“不，他们说的是对的。窄、专、小——这三样放在学术界是缺点，放在工业界是优点。”
“后来怎么做的？”
“后来我退了东京大学的教职，去了长崎工厂。在工厂里做了这件事，没人问我有多少论文。论文没有，但镀膜工艺的成品率每年都在提高，从最初的不到一半，提到后来的接近全部。”
“接近全部是什么概念？”
“这个数字没有诺贝尔奖，但养活了九条家整个光学部门二十年。”
赵一舟放下书。
“和彦教授，您一辈子没拿过诺贝尔奖，有没有觉得不公平？”
“不公平？”
“您做出的东西——光学镀膜、精密加工——这些底层技术养活了整个半导体行业和生物医疗行业，但拿诺贝尔奖的从来不是做底层技术的人。”
“那什么人拿诺奖？”
“做顶层发现的人，底层的人挖地基，顶层的人放烟花。烟花放上去，全世界都看得见。地基埋在地下，只有自己知道。”
“你在替我不甘心？”
“有一点。”
和彦端起豆浆喝了一口，豆浆已经凉了，椰浆的甜味更浓了。
靠在椰子树上，看着远处的海平线。希望岛的海平线很平，平得跟尺子画出来的一样。
九条号的绞刀头在海面上转着，填海工程还在继续，新岛的轮廓已经隐隐约约能看见了。
“1968年我爸在丰田供应商会上被人笑的时候，有人替他委屈吗？”
“没有。”
“1992年我在东京大学被拒第三次的时候，有人替我不甘心吗？”
“没有。”
“1998年百合子在长崎工厂调试第一台离子注入机，连续失败了几个月的时候，有人替她叫屈吗？”
“也没有。”
“那就对了，委屈是弱者的情绪。强者没有委屈，只有结果。结果还没出来的时候，所有的委屈都是噪音。结果出来了以后，所有的噪音都会闭嘴。”
“你们三代人怎么撑过来的？”
“我爸等到了结果——那套轴承用了三十年。我等到了结果——希望岛上的医学实验室用的光学检测模块，核心镀膜镜片全是九条家供的，百合子正在等她的结果。”
“她的结果在哪？”
“不在长崎。在这里。在你们黎明大学材料学实验室的地基里，在精密加工车间的图纸里，在肝癌三联方案下一步要用到的设备里。结果还没出来，但她不急。三代人都不急。”
“等不到怎么办？”
“三代人等一个结果——等到了就是第四代人的起点，等不到就继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