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明主任的提醒言犹在耳，周远山的登门拜访也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涟漪虽已平复，却提醒着叶凡水下世界的复杂。
他意识到，自己不能永远以“斗士”的姿态出现，尤其是在他如今的位置上。
真正的考验，不在于摧毁一个腐败网络，而在于如何在废墟之上，建立起新的、更健康的运行规则。
机会，或者说挑战，很快便以具体的形式出现。
省里酝酿已久的“跨区域水资源优化配置工程”前期论证工作正式启动，发改委是牵头单位，而具体的协调和推进重任，不出意外地落在了分管此项工作的叶凡肩上。
这是一个堪比甚至超越当年龙山项目的巨无霸工程，涉及多个地市、海量资金以及极其敏感的生态和移民问题。其复杂性，不仅在于技术层面，更在于背后盘根错节的地区利益博弈。
项目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就在省发改委的会议室里充满了火药味。
上游水源地的代表强调生态保护的重要性，要求巨额补偿，言语间仿佛握有决定下游生死的权柄；中游沿线城市则着眼于发展，争抢着项目枢纽和配套产业的布局，寸土不让；而用水紧张的下游地区，则反复陈述缺水的严峻性，要求保障供水分配的优先权。
各方引经据典，数据、报告、规划图摊了一桌子，争论的核心无非是“利益”二字。
叶凡坐在主持席上，冷静地听着各方陈述，偶尔在笔记本上记录几句。他没有急于表态，也没有试图强行压制不同声音。直到各方争论暂歇，目光都聚焦到他身上时，他才缓缓开口。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他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大家刚才讲的，都有道理。生态要保护，发展要保障，民生要维护。这都是我们这项工程的题中应有之义。”
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凝重：“但是，我们坐在这里，不是来分蛋糕的，至少现在还不是。我们是来共同设计一个如何把蛋糕做得更大、更公平，并且能持续做下去的方案。”
他拿起手边的一份文件：“这是我让综合处整理的，近三十年来，国内类似跨区域调水工程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成功的，无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分配方案、严格的生态补偿机制和共赢的合作模式之上。而失败的，多半源于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只顾眼前一亩三分地，最终导致工程效益大打折扣，甚至引发长期矛盾。”
他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位代表：“‘水资源优化配置’，关键在于‘优化’和‘配置’。优化，需要科学量尺；配置，需要公平量尺。这把量尺，就是国家政策、技术规范和区域发展的整体利益。我们发改委，就是握着这把量尺，来帮助大家画出最美、也是最可行的蓝图。”
他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分配方案，而是首先为这场争论定下了基调，树立了原则。他强调，前期论证阶段，必须摒弃“争”的心态，树立“协”的意识。所有技术方案、补偿标准、分配机制，都必须放在这把“量尺”下反复衡量。
会议结束后，几个地市的代表围了上来，态度比之前缓和了许多。叶凡没有给出任何承诺，但他展现出的客观、公正和对全局的把握，让他们感到安心，至少，主持此事的人不是一个会被轻易左右，或者心存偏袒的人。
回到办公室，叶凡叫来了综合一处的处长，也是他如今的主要助手之一。
“叶主任，您有什么指示？”
“两件事。”叶凡言简意赅，“第一，立刻组建一个专家顾问团队，涵盖水文、地质、生态、经济、社会评估等领域，要确保其独立性和专业性，尽快拿出一个科学的、可供决策参考的评估报告框架。第二，起草一份《跨区域水资源优化配置工程前期工作协调机制》，明确各方职责、议事规则和信息共享流程，把规矩立在前面。”
处长领命而去。叶凡知道，建立制度和流程，远比依赖个人权威和临时协调来得可靠。这本身就是一种“量尺”。
傍晚，他独自在食堂吃了晚饭，回到办公室继续审阅文件。手机屏幕亮起，是唐若雪发来的一条信息，没有文字，只有一个链接。他点开，是一篇关于某地因大型调水工程导致原住民文化流失的深度报道。
叶凡看着这篇报道，沉默了许久。他明白唐若雪的意思。她不是在指责他，而是在提醒他，在宏大的叙事和冰冷的数据背后，还有容易被忽略的、具体而微的人。
他回复了两个字：“收到。”
然后，他拿起内线电话，拨给了刚才那位处长：“专家团队里，再加一个文化人类学或者社会学领域的专家。另外，在后续的实地调研中，要特别关注工程可能涉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社区网络影响。”
挂了电话，他望向窗外沉沉的夜色。
量尺在他手中，但他深知，这把尺子不仅要能量出工程的规模、经济的效益，更要能量出人心的向背、文化的存续和社会的公平。这才是真正的“优化”与“配置”，也是他作为这座“象牙塔”中掌尺人，必须时刻警醒、不敢或忘的责任。
前路漫漫，量尺的刻度，需时时校准。而他校准的基准，始终是法律，是良知，是那些沉默的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