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安置示范点的现场会筹备工作，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这是省委决议后第一个实质性亮相的成果，关乎舆论风向，也关乎项目办乃至叶凡个人的政治声誉，不容有失。
综合一处的处长拿着一份采购清单，面带难色地来找叶凡请示：
“叶主任，按照高标准示范的要求，安置点社区服务中心的电子显示屏和会议系统，需要采购一批高端设备。目前有三家供应商通过了资质预审，报价和方案都差不多。其中一家‘创远科技’，是周远山周总参股的企业……”
处长没有再说下去，但意思很明显。周远山的名字，像一根细刺，再次扎进了叶凡的工作中。
叶凡接过清单，目光扫过“创远科技”的方案。平心而论，方案做得确实专业，报价也在合理区间内，甚至在某些细节上考虑得更为周到。如果抛开周远山的因素，它无疑是具有竞争力的选择之一。
“其他两家背景干净吗？”叶凡问，声音听不出情绪。
“都做过背调，没什么问题。一家是省国资背景，技术比较传统但稳定；另一家是深圳过来的新兴企业，创新能力强，但在本省的项目经验稍弱。”
叶凡沉默着。按照他定下的“规矩”，此时最干净利落的做法，就是直接排除“创远科技”，选择另外两家中的一家。
这样可以彻底避免瓜田李下之嫌，也断绝了周远山后续借题发挥的可能。
但另一个声音在他脑海里响起：这样做，是否公平？仅仅因为投资方是周远山，就否定一家可能提供更优产品和服务的公司，这和他所反对的“因人划线”有什么区别？项目办倡导的“公平竞争”原则，难道不应该对所有符合条件的投标者一视同仁吗？
他发现自己陷入了某种悖论。为了坚守“避嫌”的原则，他似乎必须采取一种看似“不公平”的手段。
“把三家公司的方案和报价，匿名处理后，送给专家评审组进行技术标盲评。”叶凡最终做出了决定，语气平稳，“告诉专家，只看技术方案优劣，不考虑其他任何因素。最终结果，以专家评审的排序为主要依据。”
这是他所能找到的，在程序正义和排除干扰之间的平衡点。既不给周文龙特殊照顾，也不因他而进行“有罪推定”。
处长愣了一下，似乎有些意外，随即点头：“好的，叶主任，我明白了，这就去办。”
处长离开后，叶凡靠在椅背上，揉了揉眉心。他感觉到一种细微的疲惫。这种疲惫并非来自工作量，而是来自这种无时无刻不在的、对分寸和界限的精密计算。
他意识到，手中的“量尺”正在变得复杂。它不仅要度量项目的利弊、资金的效果，现在还要度量人际的远近、风险的等级，甚至度量自己内心那杆“公平秤”的微妙倾斜。
这一次，他选择了相信程序，将决策权部分让渡给匿名的专家。这在表面上维护了公平，但他心里清楚，这何尝不是一种精明的“避险”？他将可能出现的争议，前置到了技术环节。
这是一种成长，还是一种妥协？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还是内心深处对“麻烦”的本能规避的开始？
他说不清。他只感到，那把曾经只为公理和事实而存在的、光洁坚硬的量尺，在权力与关系的磁场中，似乎正被镀上一层看不真切、却足以改变手感的薄膜。
量尺依旧在他手中，但他需要耗费更多的心神，才能确保每一次度量的精准与公正。而这种心神的消耗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