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化三年的这个冬天，对钱镠而言，是陌生而深刻的。无论是前世的记忆还是今生的经历，他的活动轨迹大多局限于江淮、江南的温润水乡，最北也不过是中原腹地。如今，真正坐镇在这北疆雄镇幽州，他才真切体会到何为“寒风凛冽”、“滴水成冰”。
幽州的冬天，与升州的湿冷截然不同。那是一种干冷，寒风如同刀子般，能轻易穿透棉袍，刮在脸上生疼。空气似乎都被冻得凝固了，呼气成霜，须眉皆白。尽管吴王别府（以原幽州节度使府邸改建）内炭火终日不熄，但那股无孔不入的寒意，依旧让习惯了南方气候的钱镠感到有些不适。
果然，或许是初来乍到，水土不服，加之操劳战后诸事，钱镠竟染上了风寒。消息传出，麾下文武无不紧张。万幸的是，经过随军医官的仔细诊断，确认只是寻常感冒，并未引发更严重的病症。钱镠自己也觉得只是头重鼻塞，算不得大事。他依医嘱喝了驱寒发散的汤药，在暖阁中捂着厚厚的棉被发了几身透汗，不过几日光景，便已大好，重新开始处理政务。
这场小病，却给钱镠提了个醒。他自己的身体底子好，能扛过去，但军中数十万将士，尤其是来自江淮、两浙的南方子弟，他们能否适应这北地的酷寒？
他立刻下令，详细统计各军冻伤及患病情况。结果报上来，让他既欣慰又揪心。欣慰的是，得益于他数年前便开始大力推广、并在军中优先配给的棉花种植与纺织，绝大部分将士都配备了棉衣、棉裤、棉帽和棉被，严重的冻伤情况并不多见。棉花这东西，比传统的丝绸保暖，又比皮裘廉价易得，在此刻显示了巨大的价值。
但揪心的是，如同他一样，许多南方籍的士兵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感冒、风寒症状，虽然大多不重，但也有少部分人病情来得凶猛，持续高烧，甚至转为肺炎，情况危急。
“绝不能因非战斗减员，寒了将士们的心！”钱镠立刻做出部署：
第一，以吴王令，紧急从河北、山东乃至江淮后方，调集大量治疗风寒、咳嗽、肺炎的药材，火速运往幽州前线。
第二，集中所有随军医官以及征召幽州本地郎中，设立临时医营，全力救治患病士卒，对重症者给予最好的看护和用药。
第三，改善营地防寒条件，加厚帐篷，保证炭火供应，鼓励士卒多喝热水、姜汤驱寒。
同时，他也没有忘记另外两路身处更北苦寒之地的大军。他分别向屯驻云州的杨行密和刚刚平定营州的朱瑾发出指令，一方面通报幽州出现的病情，要求他们严密关注将士健康，提前预防；另一方面，将筹集到的大量药材和额外加厚的棉衣、棉被等御寒物资，分出一大部分，由专门的运输队，顶风冒雪，分别送往云州大营和营州前线。
杨行密在云州接到命令和物资，深感钱镠体恤下情，立刻在军中推行各项防寒防疫措施，使得龙骧军在塞北的第一个冬天，平稳度过，战斗力得以保全。朱瑾在营州，面对着刚刚征服的广袤土地和大量降众，稳定压倒一切，这些御寒和医药物资的到来，不仅安了军心，在某种程度上也帮助安抚了那些在严寒中挣扎的新附之民，展现了“王师”的仁德。
寒冬终于过去，光化四年的春天，如同羞涩的少女，姗姗来迟。幽州城外的土地开始变得松软，柳树梢头冒出了嫩黄的芽苞，吹在脸上的风，虽然依旧带着凉意，却已不再刺骨。
站在修缮一新的幽州城头，钱镠望着南方，心中已然有了决断。北方的局势初步稳定，契丹威胁基本解除，河东纳入版图，卢龙彻底平定。杨行密在云州虎视草原，朱瑾在营州经营辽东，大局已定，是时候返回他的根本之地了。
他召集留守幽州的文武，任命朴正雄负责幽州及卢龙各地防务，委任沈崧推行安抚政策，恢复生产。同时，严令杨行密、朱瑾等人，暂取守势，巩固现有成果，非有必要，不得轻易启衅，一切待他回到中枢后再做长远规划。
诸事安排妥当，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钱镠的车驾仪仗，浩浩荡荡地驶出了幽州城南门。他没有带走全部的军队，大部分主力仍需留镇北方，只带了铁林军和必要的文官属吏。
车驾一路南行，越往南，春意便越是浓郁。田野间开始出现劳作的农夫，河流解冻，舟楫往来。钱镠看着这与北方截然不同的生机勃勃的景象，心中感慨万千。
他十六岁离家，凭着一身胆气和过人谋略，于乱世中挣扎求生，二十七岁便出任苏州刺史，奠定基业。二十余年过去，扫平江淮，北定中原，驱契丹，收河东，天下十道，已据其七、八。除了关中的朱温和蜀中的王建，四海之内，已无对手。更进一步，登临那九五至尊之位，似乎是水到渠成之事。
仿佛是为了印证这“天命”，在他南归途中，各种“祥瑞”、“神迹”开始层出不穷地涌现。有地方官上报，见五彩凤凰盘旋于途经之山峦，良久方去；有乡野老者声称，在河边目睹麒麟饮水，瑞气千条；更离奇的是，某地官井之中，竟自然生长出穗大粒满的“嘉禾”……这些消息通过各级官员、乃至刻意安排的“乡绅耆老”之口，迅速传播开来，在民间和军中营造出一种“吴王代唐，天命所归”的浓厚氛围。
然而，面对这些喧嚣，车驾中的钱镠却始终保持着异常的冷静。他并非不心动，那个位置的诱惑无人能挡。但他更清楚，称帝不仅仅是名号的变化，更意味着巨大的责任和彻底的战略转变。他需要权衡利弊，需要选择合适的时机，更需要与麾下核心文武达成共识，确保权力过渡的平稳。这些“祥瑞”，在他看来，更多是下面人的揣摩上意和舆论造势，他需要的是更扎实的铺垫和更精密的策划。“待回到升州，与昭谏（罗隐）、兴绪（李振）他们细细商议再定。”他心中暗道，将那份躁动暂时压下。